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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編輯：念辭歟前言
百年前大量白俄羅斯人背井離鄉，輾轉流亡至中國。在這片陌生而又寬容的土地上，他們不僅找到了避難的庇護所，更逐漸紮根繁衍，融入了這個國家的文化與生活。時光流轉他們的後代堅定地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這段跨越百年的歷史，充滿了苦難與奮鬥，他們是如何在中國生存下來的？他們與這片土地之間又有怎樣的故事？下面小辭就帶大家一起探尋白俄羅斯難民在中國的歷史足跡。
漫步於內蒙古或新疆的街頭，偶爾可見到一群擁有歐洲特徵的居民：他們的金色秀髮在陽光下閃耀，深邃的眼眸和皎潔的肌膚盡顯異域風情。乍一看他們似乎是遠道而來的外國人，然而當他們開口說話，卻是一口地道的漢語，或是帶著濃厚東北口音，或是滔滔不絕的新疆方言，這種反差讓人不禁驚訝。這些人正是中國的俄羅斯族同胞。這背後的歷史故事，是怎樣的呢？
我們得追溯到清朝康熙年間，那是清朝國力如日中天之時，而遠在西北的沙俄則正忙於對外擴張，目光貪婪地盯著資源豐富的清朝疆域。沙俄的軍隊不斷侵擾東北邊疆，這激起了康熙帝的強烈反擊意願。
康熙帝對沙俄的野心早有洞察，決心親征以示威懾。而沙俄方面雖然對清朝有所忌憚，但仍派遣使者試圖透過和談解決爭端，沙俄使者的傲慢態度激怒了康熙帝，雙方的矛盾因此激化。
最終雙方在雅克薩爆發激戰，清軍以壓倒性的優勢迫使沙俄退卻。戰後簽訂的《尼布楚條約》雖然平息了邊境爭端，卻也標誌著大片疆土的流失。此時定居在清朝的俄羅斯人已逾千人，他們與隨後陸續而來的同胞，構成了早期俄羅斯族在中國的群體。
隨著歷史的程序，尤其是鴉片戰爭後，清朝的脆弱暴露無遺，激起了沙俄更加猖狂的侵略行動。透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沙俄侵佔了清朝大量領土，並有更多俄羅斯人遷入這些地區。
特別是隨著中東鐵路的建設，更多的沙俄技術人員和商人湧入中國東北，這些地區因而逐漸繁榮起來。這批人中不乏那些在戰亂中流離失所，被時局推波助瀾而來到中國的沙俄百姓，他們中的許多人選擇了留下，逐步與當地社會融合，成為了今天俄羅斯族在中國的先輩。
為了探究上世紀初期大批白俄羅斯人尋求避難所而紛紛逃至中國的背後原因，必須將時光倒流至一百年之前。當時全球正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漩渦之中，俄羅斯帝國也不例外，它在與德意志帝國及其同盟國的激烈交鋒中遭受重創。
人民的不滿情緒在沉重的生活壓力下不斷積累，最終在1917年的二月革命中爆發。這場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統治，結束了數百年的君主制，標誌著俄國曆史上一個新的篇章的開始。
革命勝利後關於如何構建新秩序的爭論隨即爆發。資本主義傾向的臨時政府與追求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權並存，使得政治局勢複雜化。在這個關鍵時刻，沙皇的忠誠將領科爾尼洛夫企圖利用政治動盪，發起武裝叛亂，意圖撲滅革命的火種，重塑君主統治。
面對生死存亡的挑戰，列寧果斷採取行動，領導十月革命的爆發。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猛攻冬宮，最終確立了蘇維埃的統治地位，開創了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先河。
但是蘇維埃政府並未能立即穩固其權力。來自沙俄舊有階層，如貴族、軍官、地主，以及資本家和小資產階層等，他們不甘失去權利與財富，紛紛投身於白軍的行列，挑戰紅軍，俄國因此陷入了漫長且血腥的內戰漩渦中。
在此期間一位在中國的俄羅斯僑民接到了新的身份證明，成為了在異國他鄉的證明與歸屬。哈爾濱這座城市見證了俄國貴族的流亡生活，他們曾經的華麗與榮耀不復存在，只能在這片陌生的土地上尋找新的生活方式和希望。
隨著俄國臨時政府的覆滅，許多曾經的統治者和支持者被迫逃離家園，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最終抵達了中朝邊境，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日子，遠離了昔日的輝煌與權勢。
面對家國變天這批人群選擇了逃離，他們中的許多人成為了漂泊異國的難民。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尤其是其東北邊境地區，成為了這些白俄難民的新避風港。儘管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北洋政府的統治之下，國內政局不穩、社會動盪，但對於遠離家園的白俄羅斯人而言，這裡至少能提供一絲生存的希望。
事實上大約有20萬名白俄難民選擇了這片土地作為他們的新家園。中國政府在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難民潮時，並沒有採取排斥或忽視的態度，而是選擇了一種更為人道和開放的接納政策。這批白俄難民在中國的多個城市，尤其是東北地區和上海，建立起了自己的小社群，他們在這些地方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並儘可能地保持著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
這些白俄羅斯難民的社群成為了中國某些地區獨特的文化景觀，他們的到來帶來了異國的風情和習俗。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難民不僅開始學習中文，而且逐步融入到了當地社會中。他們的後代已經深深紮根於這片他們的祖先選擇的土地上，成為了中華大家庭的一部分。
那麼肯定會有人疑惑，俄羅斯族是怎麼變成中國少數民族的？咱們接著往下看。
新疆和內蒙古成為俄羅斯族群的主要聚集地，源自於他們的祖先自北方遷徙而來的歷史軌跡。大部分在中國的俄羅斯族人士是由北方逐步遷移而來，其族群的形成與發展伴隨著中國近現代的歷史變遷和邊疆地區的多次衝突。
歷史上的雅克薩之戰，雖然在《鹿鼎記》中被藝術化描述，但它確實是發生過的真實事件。這場戰役和更早期的衝突導致了一批沙俄士兵被俘並歸降，這些人後被安置於北京，他們的後代構成了北京一小部分俄羅斯族人口，這是中國俄羅斯族歷史上早期的群體之一。
除此之外隨著歷史的波折和動盪，更多的人群在不同時期進入中國。其中包括逃離戰亂的沙俄軍人和貧困的平民，他們在中國找到了新的棲息之地。鴉片戰爭後清朝的邊防鬆弛，俄羅斯人開始在新疆和黑龍江地區建立定居點，大量俄羅斯農民被遷移至中國。隨著俄羅斯在新疆伊犁、塔城、烏魯木齊等地設立領事館和貿易站，俄羅斯商人和工匠也紛紛遷入。
在內蒙古的額爾古納地區，與俄國接壤的地帶也吸引了許多尋求機遇和逃避戰亂的俄羅斯人。據資料記載，20世紀20年代，僅額爾古納河沿岸就有上千名俄羅斯婦女嫁給了中國人，他們的後代成為了當地俄羅斯族的一部分。
更有一批俄羅斯族人的來源是歸國的華僑及其俄羅斯眷屬。清朝晚期不少華僑在俄羅斯生活併成家立業。然而十月革命後，這些華僑及其家庭因政治原因被迫返回中國，尤其是在1932至1938年間，約有19000名歸國華僑及其家屬進入新疆。
在當時的新疆，控制地區的軍閥將這些加入中國籍的俄羅斯人及其家屬稱為“歸化族”。這一稱呼在1934年的新疆民眾代表大會上首次被使用，但這一名稱並未得到俄羅斯族人的認同。直到1953年，新中國成立後進行的民族識別工作中，才正式將這一群體定名為俄羅斯族，結束了之前“歸化族”這一不受歡迎的稱謂。
在中國居住的俄羅斯族群體，雖然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許多代，但他們依舊保留著自己的語言文化。俄羅斯族人在與族內成員交流時主要使用俄語，這是他們文化身份的重要標誌之一。
在與其他民族交往時，他們也能熟練地使用漢語，尤其是在新疆和內蒙古這樣的多民族交融地區。由於俄語的語音系統與漢語存在較大差異，他們說漢語時往往帶有獨特的口音，這種口音就像是他們的身份證明，展示了他們獨特的文化背景。
俄羅斯族在日常生活中不僅保持了自己的語言習慣，同樣也延續了傳統的生活方式和著裝習俗。他們的傳統服裝以鮮豔的色彩和多樣的款式著稱，且根據季節的變化有著不同的著裝風格。
俄羅斯族女性的傳統裝束“魯巴哈”是一種既實用又具有審美價值的服飾，這種長袖連衣裙不僅方便了女性在農田勞作，也有效地保護了她們的皮膚。穿上魯巴哈的俄羅斯族女性，身姿更顯靈動，尤其是在節日慶典上，佩戴著珍珠和花邊裝飾的頭飾，更是彰顯了她們的風采。
俄羅斯族的巴斯克節是他們最為重要的傳統節日之一，被視為俄羅斯族的耶穌復活節。這一節日不僅是俄羅斯族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們社群凝聚力的體現。節日期間，家家戶戶都會進行精心的裝飾，並製作各種美味的點心，以迎接這一年中最為重要的時刻。
2011年這一具有深厚文化內涵的巴斯克節被正式認定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不僅是對俄羅斯族文化傳統的肯定，也是對中國多元文化共融的一種體現。透過這樣的認定，俄羅斯族的傳統文化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和保護，促進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與理解。
在上海這個東方大都市，白俄羅斯的藝術家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極大地豐富了當地的文化藝術景觀。特別是“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音樂隊”，該樂隊的多數成員是來自白俄羅斯的音樂才子。他們的演出常常在蘭心大戲院舉行，成為了上海市民週末的文化大餐，被譽為“上海的文化瑰寶”。
同時國立上海音樂學院也感受到了白俄音樂家的魅力，邀請了扎哈羅夫這樣的白俄音樂大師擔任重要職務，他們的加入，為上海音樂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1923年享譽俄國的芭蕾舞女演員可彼馬克列佐娃在上海定居，並創辦了芭蕾舞學校，她的教學和表演對中國芭蕾舞的早期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中俄文學作品的相互翻譯和交流也非常活躍，中國的經典文學如老舍的《柳家大院》等作品被譯成俄文，俄羅斯的文學精品也透過白俄藝術家的努力在上海的舞臺上重現，如《欽差大臣》等名劇的上演，極大地豐富了上海的戲劇生活。
白俄話劇藝術家還勇敢地嘗試將中國的戲劇作品搬上舞臺，普利貝特科娃導演的曹禺作品《雷雨》就是一個典範，這種跨文化的藝術實踐，加深了中俄文化的交流。
他們成立的“上海俄國話劇團”更是聚集了一大批忠實的戲劇愛好者，成為上海文藝舞臺上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隨著1947年抗戰的勝利，許多白俄藝術家選擇離開上海，這讓這座城市的文藝舞臺頓時失去了許多光彩。在他們離開之際，上海《時代日報》發表評論，表達了對這些白俄藝術家們的感激之情，正如他們離別時所表達的感謝一樣，上海人民也對他們的藝術貢獻表示由衷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