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去年的賀歲電影《滿江紅》上映，很多人觀影后對南宋初年的親兵制度產生了好奇。比如沈騰飾演的“效用兵”究竟是什麼身份？“親兵營”又是怎樣一支部隊？其實要弄清上述問題，首先要了解南宋的親兵制度，本文就為您詳細解讀。
從禁軍到親兵
作為五代十國亂世的終結者，北宋自建立之初，便汲取了唐末亂世中武將透過手中兵權進而把持地方財政最終形成“藩鎮”尾大不掉的教訓。建立起“樞密院-三衙”的統兵體制，以實現“以文制武”“將不典兵”的制衡機制。
《滿江紅》劇照：沈騰所扮演角色即為效用兵
作為掌管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政令的宋代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並稱東西二府。然而堪稱古代版“國防部”的樞密院，不僅承擔了傳統“六部”中兵部職能，更是皇帝以密令形式直接指揮軍事行動的“總參謀部”，甚至拱衛京師的侍衛班直、內外禁兵的招募、閱試、賞罰等事也要經由樞密院之手。
樞密院之下的“三衙”指的是殿前都指揮使司、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司和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司這三個禁軍指揮機構。不過，宋代的禁軍，並不是單純意義上的皇室衛隊，而是中央直屬軍隊的統稱。根據“百人為一都、五都為一營、五營為一軍”的編制模式，北宋“一軍”的在編人數約2500人，而“三衙”下轄的禁軍“軍”級番號190個左右。也就是說，北宋的禁軍總兵力約47萬人，算上其他輔助部隊號稱“80萬”還是相對合理的。
每逢戰時，皇帝會授意樞密院的樞密使，以調令的形式，將“三衙”下屬的禁軍以“軍”為單位派往戰區。抵達戰區後，再與鄰近兵馬司所指揮“鄉兵”（地方部隊）會合，統一開赴前線。“三衙”的軍事主官，儘管也會在戰時被皇帝派往各地擔任軍隊統帥，但他們麾下的兵馬往往不是自己直屬部隊，更不用說那些臨時被委以重任的文臣武將了。為此，便形成了皇帝最喜聞樂見的“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現象。
北宋初年，禁軍大多由各地選拔的精壯兵卒組成，武器裝備也頗為精良。因此，以之為核心組建的野戰部隊戰力強大。然而隨著北宋政權日益腐敗，禁軍實際在編人數及兵員質量呈斷崖式滑坡。隨著戰場上不斷損兵折將，北宋皇帝們痛定思痛，逐步放開了被明令禁止的親兵制度。
其實，早在春秋戰國時期，貴族便已廣泛豢養“私兵”，直至南北朝時期北周宇文氏政權推行“府兵制”才逐漸養成“將不典（養）兵”的政治慣例。隋唐時期，很多封疆大吏雖身邊也有一些帶有親兵性質的“謙從”“別奏”用以護衛或作戰，但數量並不多。如縱橫西域的名將高仙芝身邊的“謙從”，也不過30餘人。
儘管唐末的亂世中，各藩鎮的節度使為壯大聲勢一度“廣置帳下親兵”，但在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後“豢養親兵”便成為北宋初年不可觸碰的紅線。然而，趙匡胤的禁令僅侷限於汴梁城中，駐守邊關的武將可憑藉“回易”（跨境貿易）的豐厚收益，繼續蓄養親兵以為爪牙。直至宋太宗趙光義登基後，於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下詔禁止武將進行“回易”才基本剷除邊防將領設定親兵的經濟基礎。
其實，禁止武將設定親兵的做法，並不符合中國古代軍事規律。畢竟，在很難拉開武器代差的冷兵器時代，一場戰鬥的勝負往往取決於士兵的戰鬥志。在局勢不利時，沒有親兵彈壓，普通士兵極易潰散，而在混亂中，沒有親兵護衛的主將更是危險異常。北宋在與遼、西夏的戰鬥中，不斷有高階將領戰死或被俘，很大程度便與禁止設定親兵有直接關係。
在大臣們不斷進言下，宋仁宗趙禎最終同意恢復親兵，但這些士兵不能是前線將領自行招募，只能由皇帝從禁軍中選派。然而，這些來自汴梁的“中央軍”戰鬥力普遍低下，除彰顯一下皇帝對某位大臣或將領的恩寵外，難以挽回北宋在軍事上的頹勢。
北宋末年，大宦官童貫憑藉宋徽宗趙估信任，雖首開豢養親兵的先例——“招伉健少年萬人，號勝捷軍，以為親兵”，但他所組建的這支親兵武裝卻未在與遼、金的戰爭發揮多大作用，反而是在南逃時不斷屠戮同胞，成為昏君和姦臣的爪牙。
敢死之士
“靖康之難”後，北宋政權覆滅。面對來勢洶洶的女真鐵騎，南宋朝廷不得不賦予各路抗金將帥較大軍事自主權。大浪淘沙下，一度紛亂的南宋國防力量逐漸形成以韓世忠、岳飛為首的“中興四名將”。
曾任兵部侍郎的陳良翰事後總結稱：“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別選精銳數百人，自為一(軍)，優其廩犒，以故驍勇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親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背嵬”一詞的本意，是指“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其最早出現在與北宋敵對的西夏軍中。因此，也有學者認為，“背嵬”一詞是西夏語中禁衛軍之意，而在與西夏的長期戰爭中，北宋西軍中也出現了“背嵬隊”的編制。
岳飛像
北宋西軍的“背嵬隊”與韓世忠的“背嵬軍”名稱雖相似，但性質卻並不相同。北宋西軍的“背嵬隊”只是作為一個番號出現，而韓世忠的“背嵬軍”卻是其不惜重金打造的一支親兵武裝。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南宋紹興二年（1132年），隨著韓世忠被任命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於建康府（今江蘇南京）駐軍後，便挑選軍中精銳，編組為“背嵬親隨軍”。
值得一提的是，韓世忠的這支“背嵬軍”，並不是一些小說中描寫的重甲騎兵，而是韓世忠用於對抗騎兵衝擊的敢死隊。在南宋學者孫覿為韓世忠撰寫的墓誌中，曾這樣記述：“北方之俗，壯士善騎健馬，被鐵衣數重，上下山坡如飛，矢刃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公（指韓世忠）在建康，蒐集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號背嵬。”
由此可見，韓世忠組建“背嵬軍”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在戰事不利時掩護自己撤退，而是在關鍵時刻作為突擊隊或敢死隊用於關鍵戰場。紹興四年（1134年）十月，在大儀鎮之戰中，韓世忠便指揮各持長斧的“背嵬軍”以“上堪人胸、下斫馬足”的戰術大敗金軍。事後，宋高宗趙構曾檢閱過這支部隊，並稱贊此軍“極驍健”。
與韓世忠的親兵“背嵬軍”相比，張俊的“親隨”和劉光世的“部落”卻沒什麼像樣的戰績。正因如此，作為抗金將領中的後起之秀，岳飛也參照韓世忠的模式組建了自己的“背嵬軍”。只不過，岳飛的這支“背嵬軍”多為騎兵，且更能打硬仗。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的郾城之戰中，由於岳飛北伐中原的計劃得不到宋高宗趙構的支援及其他將領的配合，岳家軍成為一支孤軍。金軍統帥完顏宗弼（即金元術）得知這一訊息，決定集中優勢兵力一舉在郾城端掉岳飛帥府。其時，岳飛手中主要是其子岳雲率領的精銳親兵“背嵬軍”以及姚政率領的“遊奕軍”。面對來勢洶洶的金軍，岳飛命岳雲率“背嵬軍”衝擊金軍兩翼的精銳騎兵。岳雲領命，帶著“背嵬軍”的精銳騎兵衝入敵陣，很快便瓦解了對手的攻勢。
完顏宗弼並不甘心失敗，他想趁宋軍援兵未到時夜襲郾城。傍晚，金軍派出1000騎兵作為先頭部隊向城奔去，其他大軍尾隨跟進。這時“背嵬軍”的騎兵首領王剛正帶領50騎負責外圍放哨、偵察敵情。王剛見金軍來襲，一面迅速派兵回帥府報告軍情，一面率部突入敵陣，斬殺金軍裨將。金軍偷襲的訊息傳到郾城，岳飛披甲執銳傳令各軍立刻出發。抵達戰場後，岳飛更是身先士卒，直接馳入敵陣、斬殺金軍的統帥阿李朵李堇。“背嵬軍”藉此良機，奮力殺敵。經三天兩次作戰，岳飛所部最終以少勝多，取得城大捷。
韓世忠、岳飛所部的“背嵬軍”之所以如此英勇善戰，除兩位將領練兵、用兵有獨到之處外，還源於南宋兵員結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
投充效用
唐代中葉後“募兵制”雖曾短暫取代了“徵兵制”，但在五代十國時期的軍閥混戰中能最大限度動員人力的“徵兵制”還是得到全面恢復。趙宋王朝建立後建立起一套“徵兵”與“募兵”並軌的動員模式，即不脫產的地方部隊，採取“成丁以上皆籍之”的“徵兵制”，而對於那些靠近邊境的邊防部隊則採取“募兵”的方式。
南宋繪畫中的金國重騎兵
表面看，這一制度兼顧了“徵兵制”與“募兵制”的優勢，但實則卻兩邊不討好。畢竟，相對太平的內地省份，士民都不願意從軍，卻要以“五丁抽一”“三丁抽一”的方式強制服役。邊境地區則人心浮動，招募來的大多是朝秦暮楚的亡命之徒，為避免其逃亡或重複應募，北宋官方甚至不得不在每個招募兵的左手背刺上“某州某君第幾指揮”的番號。不合理的動員機制，極大影響了軍隊戰鬥力。正當北宋官方對此無可奈何之際，“效用兵”的出現，打破了原有“徵兵制”與“募兵制”的桎梏。
所謂“效用”，即“效力聽用”之意。若以現代軍事術語來翻譯，大體相當於“志願兵”。有趣的是，北宋最早出現的“效用”不是武人，卻是文士。面對科舉內卷和官場傾軋，一些懷才不遇或因過失官的文士，選擇投效軍前，充當文職工作。由於不乏成功的案例，久而久之，一些官員子弟和門客也開始在軍中掛名效用，以撈取實惠。
面對“效用”的泛濫，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提出“效用人徒費官賞，不如以其財專撫養鬥士也。”意思是，“效用”這種制度是好的，但不能用來豢養早已冗餘的文士，而應招募真正有愛國情懷的熱血青年。為此，北宋制定《諸路勇敢效用教閱法》和《勇敢效用法》，明確為那些從軍的青年才俊進行考核，並根據成績給予軍餉。
很早便立下“盡忠報國”(注：“盡忠報國”為《宋史》記載“精忠報國”則是小說《說岳全傳》中的記載）志向的岳飛，早年便是一名“效用兵”。然而，北宋政府並未有效利用“效用兵”的愛國之情，對其只採取“不刺手，不置營，每季首赴經略司閱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邊事追集，給口食，借官馬，給草料”的放養模式。最終導致這支有真正活力的武裝力量，在女真入侵中不得不各自為戰。
南宋時期軍隊中的“效用兵”越來越多。這些人雖沒有岳飛那般的軍事才能，卻有著與侵略者搏命的勇氣。因此，“效用兵”的員額大幅度增加，甚至出現了“效用軍”的稱謂，顯示了“效用兵”已有單獨編製成軍的現象。
郾城之戰會繪畫
然而，在抗金戰場上表現驍勇的“效用兵”，卻隨著宋高宗趙構及其臣僚沉醉於“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偏安中失去了“效用”。在岳飛含冤被殺、韓世忠被投閒置散後，南宋各支野戰部隊中的精銳親兵被調入中樞，成為替趙構、秦檜等人看家護院的爪牙。與此同時，秦檜以“任將帥，必選駑才”的方針，不斷在軍中扶植自己的親信。一時間，“恐其有謀起兵，問己之罪，故諸帥皆貪汙，士氣不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