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年前，1860年1月29日，安東·契訶夫出生，在這世間只停留了44年，卻留下眾多受人喜愛的小說和戲劇，以及他本人迷一樣的複雜人生。唐納德·雷菲爾德在其《契訶夫傳》中寫到一個細節，就在去世前幾天，整日躺在床上的契訶夫沉浸在自己天馬行空的思緒中，即興創作了一個故事：
在一個旅館裡，客人們在等著晚餐，卻沒有人知道廚師不見了。
契訶夫有隨時記下創作靈感的習慣，這個故事卻再也沒有發展成一篇契訶夫式小說的可能。然而，在死亡的陰影下，這則僅一句話的小說，其中的“旅館”“晚餐”“不見”，又讓人不禁想象，也許，契訶夫在去世前想到的這個小故事，蘊含著他最終的人生智慧。
1904年7月15日，契訶夫在喝下香檳後安靜離世，至今也已近120年。我們以這篇《契訶夫傳》的評論，紀念這位寫出《大學生》《第六病室》以及《海鷗》《櫻桃園》的小說家、“現代戲劇的開創者”。
安東·契訶夫(1860-1904)，俄國小說家、劇作家。其短篇小說和戲劇創作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代表作有劇作《萬尼亞舅舅》《海鷗》《三姊妹》《櫻桃園》，短篇小說《小公務員之死》《套中人》《第六病室》《帶閣樓的房子》等。
撰文 | 田洪敏
《契訶夫傳》，作者：[英]唐納德·雷菲爾德，譯者：徐菡，版本：啟真館·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3年9月
2002年10月，我來到俄羅斯中部、頓河上游的城市沃羅涅日，開始自己的碩士學習。沃羅涅日大學文學系門口矗立著作家普拉東諾夫的雕像，銘文是：沒有我，世界是不完整的。城中也有僑民作家伊萬·蒲寧的紀念像，沃羅涅日附近的小城葉列茨算是他的故鄉。冬夜的月光彷彿就是從他的懷鄉小說《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的書頁裡篩落而出，並經過了印象主義的塗抹。只要見過一次這樣的月光，就會像願意做夢的俄國人一樣，分不清陸地、草原或是海水，壯起膽子四處奔襲。
沿著頓河順流而下，到達亞速海，再到黑海，夢遊到不知名字的島嶼。幾個世紀以前，一些俄國人追逐水草和港口，逃逸至此並定居下來。本質上講，“枕水而居”“時光若水”的悠遠意味對於俄國文化來說非常隔膜，其水系相對豐沛的南方似乎總是擺脫不了邊境的感覺，北方人和南方人哪怕是在常識方面也意見相左。比如針對安東·契訶夫的肺病，莫斯科的醫生認為雅爾塔潮溼的氣候不利於肺病患者，而雅爾塔的醫生一聽說契訶夫要待在乾冷的莫斯科過冬就嚇壞了。19世紀末期，莫斯科的寒冷對於沉痾之人都是夢魘，契訶夫才會說春天破碎的冰塊就像是靈魂的碎片：尋找過冬的木頭，同時防止冬季火災，這些基本問題直到他們隨意賣掉剛剛整飭好的梅列霍沃莊園，都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是回到溫暖的南方，哪怕是熱鬧的港口敖德薩，契訶夫都難以掩飾自己的孤獨及憤懣。要是在此遇到安靜的北方人，契訶夫常會送上一份《北方邊疆報》（Северный край）給人家解悶兒。
契訶夫全家合影，1874年。
“我的爸爸媽媽就是賣鯡魚的”
事實上，安東·契訶夫算是一個真正的海濱人。1860年1月29日，他出生於亞歐大陸突出在亞速海的岬角——小港塔甘羅格（Таганрог）。此前的幾個世紀裡，塔甘羅格只是神秘的黑海流域一個沒有名字的沉寂據點，歐洲地圖上都沒有它的座標。在海盜和戰爭平息的間隔，一艘艘從馬賽來的商船從這裡運走小麥、毛皮、蜂蠟或琥珀，也正是這些小麥的旅程將俄國的腹地與邊境連線起來。安東的祖父葉戈爾每年都會將伯爵夫人的小麥運到塔甘羅格，然後再從那裡採買一些在俄國不常見的東西。今天留下的資料顯示：這個老人穿著古怪、脾氣暴躁，但是文筆不錯，羨慕士紳階層的自由和文化。
19世紀中葉，塔甘羅格的商人開始從愛琴海進口葡萄酒，此地海關經手的葡萄酒比全國其他城市的進口總量還要多。除了正經交易，走私也成了心照不宣的生財之道，還導致海關案件激增，出現在契訶夫《寄自西伯利亞》裡的、有知識的流放犯庫佐夫列夫，就是因為涉及塔甘羅格的海關案才被流放到託木斯克。塔甘羅格作為新興的“國際港口”，還吸引著恢復了自由的俄國自耕農，後者成了俄國文學裡令人“羨憎交織”的城鎮小市民，他們偶爾出現在大作家筆下，可是讀者很快就忘記了他們。不成熟的俄國商人與來自希臘、韃靼以及亞美尼亞的商人一起從事商貿活動，一起在塔甘羅格將俄國內地運來的小麥裝上船。契訶夫早期作品中那些哀怨的外省青年一定會問：“這些麥子究竟去了哪裡？”
19世紀70年代的塔甘羅格。
契訶夫一生都保留著海島人的特性：熱情、幽默、充滿生命活力。職業醫生和職業作家的雙重身份令其四處奔走。在無法實現海上旅行的時候，只有月光下的俄國南部草原才能讓人聯想到神秘的黑海。因為養病、旅行、要與女友們見面或者回應無論到哪裡都蜂擁而至的求助，安東也不斷地返回故鄉、雅爾塔或者南部的其他港口城市。
在20歲的年紀，安東就發現莫斯科的漂亮女孩兒都工於心計，他開始想念塔甘羅格那些希臘女孩兒的率真和魯莽，在那裡沒有人會責怪安東將醫學院的骷髏頭帶回家。1890年之後，因為要遠赴薩哈林群島，安東深入研究了俄羅斯古代和現代的地圖集，夢想著河流上的船隻。這一年的1月24日，他在和業餘作家戈盧別娃一起用餐時，坦率地批評了後者的作品毫無可取之處，寫的東西都未曾經過辛苦琢磨。他說自己的成功並非出於天才，而是基於運氣和汗水。據戈盧別娃後來回憶，安東吃飯的時候非常侷促，以至於突然發作：我的爸爸媽媽就是賣鯡魚的。契訶夫不止一次對與之討論寫作的人光火，或者是對於人們熱衷的作家沉默不語，比如他對易卜生的戲劇就不以為然：“他（契訶夫）掛著不易察覺的笑容，取笑我們所敬仰的東西。”他慷慨激昂地回信給蘇沃林，強調薩哈林是目前唯一可以研究殖民罪惡的地方。《俄羅斯思想》在1890年的3月號上有“契訶夫先生這樣毫無原則地寫作的司祭們”之語，安東深感被冒犯，給主編拉夫羅夫寫信大發雷霆。
貝加爾號於1890年7月8日啟錨，當時阿穆爾河的水溫足有18度，契訶夫想起這種天氣只有在黑海才屬常見。在薩哈林附近的海域，契訶夫大展拳腳，在這裡釣到了黑海和亞速海里都釣不到的比目魚。1890年12月5日，經過8個月的旅行之後，他才從敖德薩港登岸。
上述對於海水的記憶一直伴隨著安東·契訶夫，直至1904年夏的彌留之際。7月15日凌晨兩點，契訶夫驚醒過來，神志不清，高聲叫喊說有 個水手陷入險境。傳說德國和俄羅斯醫學界有一條規矩：醫生在診治病危的同事時，如果確認沒有任何希望，是要給他提供香檳的。約瑟夫·施沃勒醫生摸了契訶夫的脈搏後，就給他要了一瓶。
1904年3月，契訶夫和他的鶴，在雅爾塔家中花園。
俄國文學禮節
與契訶夫的藝術真實
至此，我們用縝密的資料恢復與補充了安東·契訶夫在不同時期的生活細節，並讓今天的讀者對於熟悉的作家頓感陌生且心生驚異，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唐納德·雷菲爾德（Donald Rayfield）的“生命編年史”《契訶夫傳：一種生活》（Anton Chekhov: a Life）。該書發行於1997年，正值歐洲學人深陷“回憶錄”來反思20世紀跌宕起伏的百年。在社會科學急切地切割歷史階段的時候，文學卻變成了一場漫長的告別，本書正是在這一宏觀歷史背景之下產生的，2023年這部近千頁“契訶夫生活傳記”的中譯本面世。雷菲爾德教授是倫敦瑪麗女王大學的俄羅斯文學研究者，像任何一個歐洲的斯拉夫研究者一樣，他必須同時承擔研究“環斯拉夫文化區域”所有國家的人文與歷史——比如格魯吉亞歷史（其翻譯作品中也包括烏茲別克詩歌）——的任務。而英語文學的滋養，也讓這部“契訶夫生活傳記”的讀者想起奧斯汀的小說：全書84個小節分別隸屬於10個部分，拉拉雜雜的敘事彷彿一部“流水賬”。如果只是按照時間線索來閱讀本書的話，最後的結果或許就是：只能從頭再讀一次，如此往復，無法言說，亦無法釋懷。
大體來看，本書中用到的檔案，信件佔了絕大多數，它們主要來自俄羅斯國立圖書館手稿部，餘者來自彼得堡、塔甘羅格、雅爾塔、茲維尼戈羅德等地的檔案館。目前仍有很多關於契訶夫的信件可能遺落在貝爾格萊德、尼斯、柏林、維也納或者威尼斯等歐洲城市，為了完成這部生活傳記，除了西伯利亞、薩哈林和香港，雷菲爾德幾乎遍歷了契訶夫的所到之處。作者透過系統抄錄、整理與比對，發現關涉契訶夫生活的很多信件並未公開，而先前已經公開的近5000封信，其內容也多有刪減，這一切都要求必須在檔案和個人意識方面重新審視今天的契訶夫研究。
顯然，雷菲爾德教授對於這些史料有更為學術化的研究，比如安東·契訶夫對於人的精神性的思考，對於理智與瘋癲關係的最初震撼。作為醫學院的畢業生，契訶夫對於生理學和社會學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某些真知灼見往往驚嚇到他的朋友們。安東的朋友們在收到類似信件之後，不捨得“閱後即焚”，就用濃重的墨水掩蓋住了這些內容，變成永久的漫漶，比如弗朗茲·謝赫特爾就將一些不雅詞彙用墨水塗抹掉。契訶夫也曾在信中憤怒地要求他的哥哥亞歷山大生活節制，放棄不可饒恕的生活方式，或者按照他的父親巴維爾的說法，不要將自己的生活“過成故事”，並希望哥哥養成將銷燬信件的習慣。而在契訶夫去世之後，蘇沃林當即派人去雅爾塔，希望索回當年寫給契訶夫的那些直言不諱的信件，1897年米濟諾娃也在信中告訴契訶夫，希望他閱信後即時撕碎。總結來看，很多宣洩無遺的時代情感，或者諱莫如深的話題，都可能驚動了契訶夫和他的通訊者，而有些內容大概只是緣於契訶夫過於厭倦被視作一個“時髦作家”。這些小事情也反映在他對於崇拜者的態度上，他總是對人們公開朗誦他的作品感到生氣，或者當場光火，或者趕緊逃脫。
類似的史料似乎告訴我們，任何試圖編選一套完整的“安東·契訶夫全集”的想法在今天都是不可能的。雷菲爾德不僅出於學術規範而在書中為後學提供了海量的註釋和參考文獻，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難得一見的照片或者畫像。影像中的契訶夫有印象中的謙卑和纖細，但也不乏出人意表的粗獷和機智。這個年輕人顯然很喜歡拍照，雖然多數時候我們很少能夠看到安東一本正經的照片，因為他的手總是在搗亂，有些時候它可能扶住椅子、支在臺階或者草垛上，有些時候則可能只是扶住眼鏡，或者它恰好在彼得堡的作家聚會上擋住了別人的視線（雷菲爾德向讀者提供的安東身高是186釐米）。或許是因為他出生於多文化交融的塔甘羅格，或許是因為受奇怪而有修養的家族影響，雖然經常處於預支稿費和經營不善的境地，而且他的家庭以及親戚忠誠地和他拴在一根繩子上，但契訶夫在任何時刻都不允許自己庸俗邋遢。他用來收藏照片的相簿很可能來自病人的贈予，付不起醫療費的患者可能隨便給他一些糖果什麼的。至於他驚喜地發現年收入可能達到1萬盧布的時候，他總是恰巧遇到很多需要資助的學生，或者哥哥亞歷山大希望他能夠往彼得堡寄些錢去，或者是他熱切地希望那個喜歡讀書的酒店服務生能夠去深造，然後做個小學教員。散播錢財用於青年教育的行為帶給契訶夫莫大的安慰。在創作《大學生》這個結構簡潔、情感節制的作品同時，契訶夫並不自覺他正在扣響20世紀的萬神殿之門。
契訶夫。
按照本書作者的總結，今天流行的契訶夫傳記有的內容翔實、有的流於炫耀賣弄、有的則是精確的文學批評，而這本生活傳記的使命不僅僅在於史料的補充，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20世紀末歐洲文化反思的一部分，雖然有些闡釋未免過猶不及。比如雷菲爾德在序言中認為，1968年蘇聯禁止發表某些文章，防止“抹黑或者粗俗化”經典作家，這也導致今天的契訶夫研究無法深入、畏首畏尾。類似僅僅將史料檔案的公開視作一種歷史行為的觀點，未免過於機械和刻板。實際上，在俄羅斯文化中始終隱藏著某種“文學禮節”（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этикет），尚且不足以構成倫理。它自中世紀開始就有所呈現，強調文學創作者應該“得體而剋制地寫作”，不能試圖成為炫耀的寫作者。契訶夫本人也曾大刀闊斧地刪改早期作品，尤其是刪掉那些“令他感到羞愧”的作品。1886年以前，契訶夫只在類似《自然與田園運動》這樣的學術論文上才使用真名。即使是文學創作已然佔據絕對上風，周圍的人都將自己視作契訶夫作品中某個人物原型與之親近或者是積怨在心之時，契訶夫的文學意識依然不能被簡單地認為是寫實主義的，它悄然沾染了世紀末所有藝術的印象主義風格，強調從內心走向內心。
從本質上說，我們無法期待公開文學檔案會如同解密歷史檔案一般恢復某些歷史真相，發掘作家檔案並不會導致文學革命，如我們習慣稱謂的“非虛構”，而是正好相反——它促使我們追溯“真正的虛構”，反思關於契訶夫研究的定論。雷菲爾德教授在本書中舉例：1888年11月24日，契訶夫在給蘇沃林的信中，義憤填膺地回擊了蘇沃林盛讚法國作家左拉的言辭，顯然他不同意彼時俄國很多知識分子對於性愛問題的簡單討論，更不屑於法國小說裡一些貌似真實的自然主義描寫，契訶夫畢生都厭倦透了那種粗糙的、勸諭的、假裝是世界知情者的自然主義風格。1896年夏天，蘇沃林無奈地向友人抱怨：契訶夫自尊心太強，是個具有燧石品質的人，他苛刻的客觀性是一種冷酷的特質。幾乎同一時期，契訶夫藉由評價蘇沃林傳遞了自己的“客觀”指向：“在生活中的某些重大時刻，那些沒有人格力量的人比惡棍更加糟糕。”契訶夫與出版商蘇沃林的友誼或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呈現19世紀末俄國蓬勃的世俗文化形態，而契訶夫或許也是第一個用“人格力量”取代以宗法與道德、文化與宗教來看待世界的俄羅斯作家。
唐納德·雷菲爾德《契訶夫傳》俄文版封面。
在眾多風格的“契訶夫傳記”中，唯一可能和雷菲爾德這部“生活傳記”形成對話的，或許應該是亞歷山大·丘達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Чудаков ，1938—2005）的“創作傳記”《契訶夫詩學·契訶夫的世界：發生與確認》（Поэтика Чехова. Мир Чехов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遺憾的是，這本書迄今尚無中譯本，但是它以非常受人崇敬的地位出現在雷菲爾德的這本書中，甚至是作者的某種精神導引。《契訶夫詩學》第一版完成於1971年，當時丘達科夫只有34歲，1983年該書有了英譯本，這本書也見證了丘達科夫與雷菲爾德一生的友情。2006年雷菲爾德撰文紀念老友，認為《契訶夫詩學》是世界上所有好的或者是“壞的”契訶夫研究的教科書 。1991年，丘達科夫在充分研究新公開的契訶夫文獻的前提下，完成《不雅言辭與經典形象》（Неприличное слово и обклик классика）一文，發表於《文學調查》，再次開啟契訶夫研究的新階段，本文與雷菲爾德的《契訶夫傳：一種生活》可以被視作冷戰結束後最重要的契訶夫研究作品。
契訶夫與臘腸犬希娜，1897年5月。
“1880年代之子”
雷菲爾德出生於1942年，1997年完成這部極具文學敘事風格的《契訶夫傳》之際，他已經是一位成熟的學者。在文中他不時使用契訶夫的小名“安東”，將之視作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變革時代的一個青年朋友，所以本書也可以被看作從俄國到歐洲再到世界的社會生活風情錄：政治、經濟、法律、戰爭、流行病、法庭審理、報刊出版、電報和旅行等頗具世紀末圖景的事件都可以找到對應，它們既包括188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刺，1905年日俄戰爭，同時也指向契訶夫在1891年混跡巴黎街頭的工人中間，接著坐上了法國議會的公共旁聽席，旁聽了議員要求內政部長調查7名工人死亡原因。
這一系列社會活動讓契訶夫在世紀之交察覺到了一種獨特的精神運動形態，分外關注個體人生與思想認識。事實上契訶夫的確不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雖然在作品裡描繪了不同型別的憂鬱和無趣，但是由於幽默的天性，他有些時候也像是堅持原則的鄉紳、優秀的僱主或者隨時準備自我犧牲的激進分子，希望俄國能夠擁抱科學與理性，反對終身懲罰，憎恨任何意義上的“私設公堂”（哪怕是以道德或者榮譽相要挾），並抗拒以宗教性質的分析或者純粹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來看待世界。
契訶夫（中）朗讀《海鷗》。
本書中成群結隊出現的人都算是“安東·契訶夫的朋友們”（Anton Chekhov’s guys）。安東的魅力不僅對女人有效，也對另外一些同時代人有效，他們包括作家、政府官員、出版商、韃靼人乃至薩哈林群島上的囚徒，他的機智、幽默、孤獨和剋制保持終身。實際上，我們很難記住契訶夫周圍姑娘們的名字，以及她們與安東相識的時間和友誼或者愛情的期限，但是這些美好的女子都來自1880年代，多數人都和契訶夫保持著終生的爭執和永恆的友誼。她們都以契訶夫式的存在主義者出現在作品裡：糟糕透頂的外省小城，行動主義者和空談哲學家之間缺乏說服力的辯論，抒情詩般的田園風光，男人與女人無法溝通的對話。
雷菲爾德教授對契訶夫生活的書寫過於細密，以至於讀者不得不隨時停頓下來，撫平內心的激動，回到前一頁去接續時間鏈條。在面對“嶄新的20世紀”這個意義上，契訶夫或許是真正在歐亞大陸進行社會考察的作家。雷菲爾德教授的這些努力讓今天的讀者再次將契訶夫正式歸入“1880年代之子”行列。這個序列還包括伊薩克·列維坦、康定斯基等人。1898年列維坦創作《月夜裡的乾草垛》，畫面情緒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契訶夫10年前的成名小說《草原》：空氣裡有禾秸、枯草和遲開的花的香氣，濃重、甜膩、溫柔……月亮升起來了，草原也明朗起來了……但是這幅畫更像是莫奈的《草垛》的續篇，後者曾於1895年在莫斯科展出。而彼時來自敖德薩的畫家康定斯基也默默地佇立在畫廊裡，他後來感嘆：在看過莫奈的《草垛》之後，後面的什麼都不想看了。而柴可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對於契訶夫作品的認可也無不證明他的文字在音樂與繪畫之間流連。
1880年代以降，再造一個“藝術新世界”的想法激盪著所有新人的內心，1896年俄國新的出版法案頒佈，契訶夫也曾嘗試在醫學、文學之後進軍出版……這些新人戰戰兢兢地拋棄了堅固的東西，就像一粒離開小港塔甘羅格、即將衍化成眾的麥子，尋找著運動的方向，進而獲得了從未有過的精神獨立性，同時也獲得了從未有過的世界性。
契訶夫。
* 本文成稿，幸得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惠援，附筆謝忱。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 田洪敏 ；編輯：張進；校對：盧茜。 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本文含《時間的刻度： 新京報年度好書20年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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