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已至。立春作為二十四節氣之首，也是四季的起點。二十四節氣是先民基於數千年天文觀測而成，是在陰陽曆的基礎上，對全年的氣象、寒暑、雨露、霜雪進一步細化與定位的宇宙秩序，具有“大資料”的意義。
二十四節氣指導中國社會生活數千年，至今猶在發揮作用，彰顯出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和強大生命力。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二十四節氣有哪些文化意蘊？如何影響百姓的社會生活？人民論壇邀請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彭林為你講述。
中華天文曆法的構成
中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農業大國，故尤其重視天文，力求多角度、多層次地把握氣候變化規律。《尚書·堯典》記載，堯命羲和四子分赴四方，以鳥、火、虛、昴四顆恆星昏時在南中的出現之日，作為確認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標誌。當時已知一個迴歸年的長度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已發明兼採太陽、太陰（月）之長的“陰陽曆”，已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堯據此“敬授民時”，指導農業生產。
其後出現的《夏小正》，分一年為十二個月，觀察的恆星增加了參、織女、辰等，關注北斗斗柄的指向與氣候變化的關係。開始記載“物候”，即不同氣候下的鳥獸草木蟲魚的生存狀態，如正月，驚蟄之後“雁北鄉（向）”；二月，“有鳴倉庚（黃鳥）”；五月，“唐蜩（蟬）鳴”之類皆是。
先民在黃道與天球赤道附近選擇的四組恆星，分別稱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四象），每組七顆星宿，合稱二十八宿，將其作為觀測天體執行的座標。 近年湖北隨州出土的曾侯乙漆箱蓋上發現的北斗居中、二十八宿之名環列四周的圖案，是為迄今世界上最早的有二十八宿之名的實物。到《禮記·月令》，已有四季，二十八宿都有昏、旦在南中出現的確切時間。物候每五天一換，記載更為詳盡，如寒露三候，“一候鴻雁來賓；二候雀入大水為蛤；三候菊有黃華。”霜降的三侯，是豺乃祭獸，草木黃落和蜇蟲鹹俯。全年共七十二候，已形成體系。
二十四節氣最早見於文獻記載，是漢代的《淮南子·天文訓》，乃是表示自然節律變化以及確立十二月建的特定節令，每月有二，月初、月中各一，月初的稱為“節”，表示一個月的開始；月中的稱“氣”，是節的延續。每個節氣都對應於太陽在黃道上每運動15°所在的位置，非常科學，誤差僅1—2日，在公曆中的日期基本固定，如清明在4月5日，冬至在12月25日。
先哲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以陰陽曆為基礎，以二十四節氣為氣候主軸，以二十八宿為星空背景，以七十二物候為參照，制定成彼此呼應的歷法體系，公諸天下，作為指導社會生活的公共法則、生活節律，這在兩千多年前，實屬不易。
節氣使社會生活規範有序
二十四節氣乃是先民基於數千年天文觀測而成，是在陰陽曆的基礎上，對全年的氣象、寒暑、雨露、霜雪進一步細化與定位的宇宙秩序，使社會生活進入規範、有序的狀態，對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的作用非同小可。
首先，確立了社會生活的基本節奏。《夏小正》尚無季節的概念，殷商時期唯有春秋二季，《月令》已有四季，二十四節氣再作析分，將四季開始之日分別稱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立春，春木之氣始至，故謂之立。”立夏、立秋、立冬之“立”，都作如是解。中國人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生活節律由此肇始。因天之時而作，反對春行夏令，秋行冬令，成為中國人的傳統理念。
其次，將氣候之變有序化，均衡分佈於四季，作為指導民間生活的法則。二十四節氣將寒暑、雨雪、霜露、農事等事類，互動錯綜為一體，曉諭萬民，如寒暑的順序是小暑、大暑、處暑（處暑，處是終止，暑天將盡）、小寒、大寒。春夏之交，農事最為繁忙，依序為雨水、穀雨、小滿、芒種。雨水，東風解凍，散而為雨水。穀雨，雨量充足，雨生百穀。小滿，夏熟作物，籽粒開始飽滿。芒種：有芒之種穀可稼種，此為農事之序。入秋，氣溫下降，則有白露、寒露、霜降。白露：露凝而白，天氣轉涼。寒露：露水以寒，將要結冰。霜降：天氣漸冷，霜將降落。不可不加關注。
最後，依託節氣，預測未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農業生產流程漫長，當“見微知著”，洞察先機，預作準備。民間的許多節氣農諺，都有預警作用，如需及時播種的作物，“芒種不種，再種無用”，“清明麻，穀雨花，立夏載稻點芝麻”；“芒種栽薯重十斤，夏至栽薯光根根”。節氣日的晴雨，多預示後面的天氣，如“立春晴，一春晴。立春雨，一春雨”；“立秋無雨，秋天少雨；白露無雨，百日無霜”；“伏裡無雨，囤裡無米”；“芒種刮北風，旱斷青苗根”。節氣日打雷與否，亦可判斷其後旱澇，如“雷打立春節，驚蟄雨不歇”；“芒種打雷是旱年”；“立秋下雨萬物收，處暑下雨萬物丟”；再如節氣前後氣溫關係，“春分不暖，秋分不涼”；“小暑熱得透，大暑涼悠悠”等，不勝列舉。要之，無不井然有序，一切皆在掌握之中。
二十四節氣形成於黃河流域，我國地域遼闊，南北氣候條件不盡相同，各地民眾在大的格局下，不斷總結當地的節氣特點進行調整，並形成富於當地特色的農諺，此不贅舉。
節氣如何融入治國理念？
二十四節氣規劃了社會生活的網格，故歷朝歷代多將治國理念與典禮儀式糅為一體，形成水乳交融的形態。
至遲在周代，便有冬至天子於南郊祭天的大典，旨在“大報天而主日”，即廣泛地報答以日為代表的大自然化生萬物的恩德。《周禮》在冬至祭天的基礎上加上天子夏至在北郊祭地的典禮，使兩者陰陽對稱。由此，冬至夏至祭天地成為後世最高的祭典。《周禮》還有“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於西郊”的典禮，乃是在春分與秋分分別祭祀日月的儀式。今日北京的日壇、月壇便是古代祭日月的遺蹟。節氣與致祭物件的固定關係很多，如明朝清明祭泰厲、霜降祭旗度、驚蟄祭太歲諸神等，都是其例。
中國以農業立國，“民之大事在農”，入春，萬物甦醒，勸課農桑是國策。《國語·周語》記載，春耕之前，“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天子要舉行籍田禮，“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終於千畝”。
節氣日還是推行政教的最佳時機。 歷代政府從孝敬父母入手，樹立博愛之心，“生事之以禮，死祭之以禮，葬之以禮”，以此提倡孝道。祭祀先祖，旨在追思與紀念，激勵生者“光前裕後”，推進家族繁榮。祭祀的主要節點在清明、冬至與新年。
清明墓祭是生者與過世的親人溝通的重要方式。為了使官吏有時間從容祭掃，唐朝首開清明放假的先例，玄宗時，“寒食、清明四日為假”，其後增加到七天。宋代寒食亦放七日假。宋《夢粱錄》載，每至清明，“官員士庶俱出郊省墓，以盡思時之敬。”
冬至，是家庭祭拜之日。漢代，冬至官府要舉行祝賀儀式，官員放假，商人停業，親朋相互拜訪，贈以美食。魏晉南北朝的冬至，帝王要接受方國和百官的朝賀。唐朝冬至，皇帝登歌，奏《昭和》，盛裝出席各類活動。
陸游《辛酉冬至》：“家貧輕過節，身老怯增年。畢祭皆扶拜，分盤獨早眠。”說的正是家內的祭拜。經司馬光、朱熹等人的推動，宋代祠堂祭祖形成體系，而以冬至祭始祖為最重要。
祭祖傳統，民國猶存。葉聖陶《過節》記如何在“上海弄堂房子地位狹窄”，“杯筷碗碟拿不出整齊的全套”的條件下，完成三桌祭祀；又說父輩的拜跪，“容貌顯得很肅穆，一跪三叩之後，又輕輕叩頭至數十回，好像在那裡默禱，然後站起來，恭敬地離開拜位”，足見“祭如在”“臨事而敬”的內心誠篤。豐子愷的《清明》說清明三天上墳，第一天寒食上“楊莊墳”，“茂生大伯挑了一擔祭品走在前面”，大家跟他步行五六里路。正清明上“大家墳”（同族的祖墳），用兩隻船，整整一天。第三天上“私房墳”；說的也是族人的虔誠。冰心《寄小讀者》說，清明掃墓，“也可訓練小孩子一種恭肅靜默的對先人的敬禮”。今日讀之，朴茂之風依然感人。
節氣如何融入文學創作？
二十四節氣不僅深度契入農業、政教，亦深度契入文學創作。 春生冬至時，夏盡秋分日，節氣提示的暖寒、物候，總能引發人的情感變化，或喜悅，或傷感，或惆悵，或激越，諸多優秀作品由此而生。筆者以詩為例，略窺一二。
清明與寒食，是民間最重要的節日之一，主題是詠春 ，人們縱情于山水之間，徜徉於綠柳之中，流連忘返，杜牧的《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慾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最具畫面感。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堪稱境苦情真：“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壘壘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樹，盡是死生別離處。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烏鵲在喬木上聒噪，誰家在清明寒食節哀號？紙錢在曠野外飛舞，重重的古墓上長滿綠草。棠梨花與白楊樹相掩映，盡是生死離別之地。亡者在黃泉聽不到生者哭聲，祭奠人已在瀟瀟的暮雨中歸去，讀之，令人傷感無比。寒食節全國禁火，意在紀念介之推，韓翃《寒食》的“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句，譏諷得寵的官宦之家，寒食節依然以燭火照明。
韋應物《清明日憶諸弟》意境非常淒涼：“冷食方多病，開襟一忻然。終令思故郡，煙火滿晴川。杏粥猶堪食，榆羹已稍煎。唯恨乖親燕，坐度此芳年。”寒食節偏逢罹疾，清明略覺愉快；始終思念故鄉，江面滿是祭掃的煙火。寒食剩的杏粥還能吃，榆羹稍加煎煮。我猶離群的孤燕，在此虛度年華。
白露、寒露、霜降相繼而來，杜甫“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是傳誦至今的佳句。 天氣漸涼，悲秋之情頓生，感慨人生易老。元稹《白露八月節》：“露沾蔬草白，天氣轉青高。葉下和秋吹，驚看兩鬢毛。”草上的露水泛著白色，樹葉被秋風吹落，猛然發現自己的兩鬢已斑白！元稹看到在晚秋中漸黃的菊色：“寒露驚秋晚，朝看菊漸黃。”邵雍寫到了衰草、西風：“寒露綴衰草，悽風搖晚林。”俞桂則感受到了雖然輕微、卻是寒冷的風雨：“薄薄輕輕寒露雨，微微颯颯早秋風。”
冬至，一方面寒冬未盡，漫漫長夜，催人愁緒，落魄潦倒之人，倍感傷懷；另一方面一陽已生，希望已經出現，令人充滿期待。 故此日，借時抒懷的文人墨客尤多。龍輔“冬至宵難短，孤眠恨自長”句，難耐寒衾之意，最是直白。白居易的幾首冬至詩，心境都不太好，如《冬至宿楊梅館》：“十一月中長至夜，三千里外遠行人。若為獨宿楊梅館，冷枕單床一病身。”再如《冬至夜懷湘靈》：“豔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又如《冬至夜》：“三峽南賓城最遠，一年冬至夜偏長。今宵始覺房櫳冷，坐索寒衣託孟光。”
杜甫的冬至詩，心情也頗鬱結：“年年至日長為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邊風俗自相親。”白居易的《邯鄲冬至夜》，推想家人正在談說蜷縮在驛站的自己：“邯鄲驛裡逢冬至，抱膝燈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梅堯臣的《冬至感懷》含淚思念慈母，感慨世道不平，自古死於九泉者，誰能隨冬至之陽復生：“銜泣想慈顏，感物哀不平。自古九泉死，靡隨新陽生。”
當然，不乏在冬至之夜抒發家國情懷者。戎昱的《謫官辰州冬至日有懷》，感嘆去年夏至頭戴獬豸冠在長安，今年冬至卻謫官在辰州，無由報國：“夢隨行伍朝天去，身寄窮荒報國難。北望南郊訊息斷，江頭唯有淚闌干。”杜牧《冬至日遇京使》乃客居江南時所作，於冬至日逢遇某入京使，乃託他捎給長安的弟弟，儘管“旅館夜憂姜被冷，暮江寒覺晏裘輕”，但“牛李黨爭”下的朝廷之危最難釋懷，故有“尊前豈解愁家國，輩下惟能憶弟兄”之嘆。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生命力
夏商周三代，歲首有建寅、建醜、建子之別，秦則建亥。古代每逢改朝換代，改歷頒朔是頭等大事，奉誰家的正朔，豈可含誤。周邊藩國，亦必專程來京受歷，以便回國“敬授民時”。那時東亞地區的時間表，是由北京頒佈的。
辛亥革命後，主流思潮是“全盤西化”，人們以“新”“舊”作為評價一切的標準，凡舊皆非，凡新皆是。追隨西方成為“政治正確”。1912年1月2日，南京臨時政府釋出《臨時大總統改歷改元通電》，宣佈中國農曆為“廢歷”，以西方的格里高利曆為中國的“國曆”，奉了西洋的正朔。
從漢武帝定太初曆起，中國就將農曆正月初一作為歲首，稱為“元旦”。元，是第一；旦，是早晨；元旦，即一年的首個早晨，意即新年，兩千年來未變。 令人費解的是，政府宣佈廢除“舊曆”，卻將它的冠冕“元旦”摘下，戴到西曆的頭上！如此，農曆成為沒有歲首的“光頭”曆法，農曆新年遂稱“正月初一”。1914年，北京臨時政府內務部向袁世凱建議改陰曆元旦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此議僅“春節”被確定，其餘未被採納。
1927年初，國民政府總政治部成立“廢除舊曆運動委員會”，宣佈“舊曆年關，凡我政府所轄之行省內各機關、團體、學校，以及民眾，不許放假慶賀、拜年、張貼春聯、張燈結綵。”他們罔顧農曆與中國社會生活的血肉關係，試圖粗暴地作“政治解決”。1928年5月，國民政府提出廢除舊曆推行國曆的八條辦法，規定國曆新年要放假慶祝，接待外賓、職員團拜和授予勳章等活動，均要在此日進行。某些地方政府模仿西方舉辦雞尾酒會，邀請官員與社會名流參加。二十四節氣、鞭炮、守歲、壓歲錢等都屬於必須掃蕩的“封建迷信”。有的警察在路口勸阻民眾拜年。凡售賣年紙年畫、舞龍舞獅者，會被警局拘留。“新年好”“恭喜發財”之類的祝福語，被視為反動口號。潘光旦先生曾批評主張廢歷者，“但知維新，而不識歷史與社會為何物也”。
一個世紀前，曾有文化人撰文咒罵農曆是“中國妖魔鬼怪的策源地”，如今春節已是世界上最盛大的民族節慶，二十四節氣已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央視新聞聯播，每逢節氣日都會告知全國並作介紹；至盛暑、嚴寒之期，必與全國人民一起“數九”“數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生命力之強大，令人由衷讚歎。
上文略有刪減
選自 | 《人民論壇》雜誌1月（上）
原標題 | 二十四節氣彰顯中華文明的獨特性與生命力
作者 |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馬一浮書院兼任教授 彭林
新媒體編輯 | 趙光菊
原文責編 | 孫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