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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存在的綜合徵
撰文： 周天航
近年來隨著大眾對精神心理疾病認識的增加，越來越多的人會主動來精神科門診就診，我們也會經常被問到一些問題，“大夫我來查一查，你看我有什麼病”，“我總是不開心，我是不是抑鬱了”，“我的孩子有幻覺，TA是不是有精神分裂症”等等。
作為精神科醫生，我們很高興看到大眾的意識提高，也覺得很有必要向大家普及一下精神科的診斷思路。雖然每一位精神科醫生都有一套自己的問診思路，但形成診斷的基本過程卻是大同小異，總結下來為SSD思路，即識別確定的症狀（Symptoms）,構築綜合徵（Syndrome），最終確定診斷（Diagnosis）。
這其中比較難理解的是中間的S，Syndrome（綜合徵）可以簡單理解為是一系列特徵性症狀的集合。這一系列相關症狀的同時出現，對於最終形成診斷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然而，一些匪夷所思精神症狀綜合徵雖然在教科書中有提到過，但臨床工作中很少能見到。本文列舉了一些精神科臨床中相對少見，但真實存在的綜合徵。如果身邊的親人都是“猴子”假扮的，會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啊～
妄想性身份障礙
Capgras綜合徵與Frégoli綜合徵
Capgras綜合徵
又稱冒充者綜合徵，是首先在1923年被J.Capgras和J.Reboul-Lachaux描述的一種精神病理現象，是一種妄想性身份障礙，多涉及到與患者關係密切的人，如配偶或其他親密的家人。患者認為自己真實的家人被另外一個外表與其相似的人替代，而真實的家人不知所蹤。
Capgras綜合徵多見於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報道痴呆、癲癇及創傷後腦損傷患者也可出現該綜合徵，通常採用抗精神病藥治療。在痴呆的患者中，還需要合用增強認知的治療以及非藥物治療，以防止病情進一步進展。
我在老年科遇到過一位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在病房對治療非常配合，也積極參加工娛活動，醫生護士都覺得她的病情在穩步好轉。奇怪的是，與其他患者不同，這位患者非常不著急出院，甚至在每次醫生談到出院的問題時，她都委婉拒絕。
兒女來醫院接她回家時，患者一再拒絕。反覆詢問下她終於承認，來接她的不是她的兒女，而是雖然和兒女長得很像，但實際是要害自己的壞人，自己的兒女被對方“綁”到了山上。
Frégoli綜合徵
也是一種妄想性身份障礙，但不同的是錯認方式。是由Courbon和Fail於1927年首先描述的精神病理現象，以一位著名的義大利演員Leopoldo Frégoli命名。該演員以善於模仿他人而出名，他能在舞臺上迅速改變多達60種外貌。
Courbon和Fail報道的案例是一位27歲的女工，她聲稱自己被一位著名的演員迫害，這名“施害者”以各種面目出現在她周圍，有時是同事，有時是僱主，有時甚至是不認識的人。甚至於入院後，她也認為醫生和護士是該迫害者的“化身”。
Frégoli綜合徵的特徵是替換者是一個明確身份的人，患者能在自己周圍找到蛛絲馬跡看到很多對自己不利的人都是這個固定的人假扮的。患者雖承認這些人長相不同，但堅信都是那一個人偽裝的，目的是要迫害自己。
Frégoli綜合徵最常見於精神分裂症，也有報道在腦器質性疾病、創傷後腦損傷患者及雙相障礙患者中出現，通常也是採用抗精神病藥治療。
斯德哥爾摩綜合徵（Stockholm Syndrome）與利馬綜合徵（Lima Syndrome）
這兩個綜合徵的命名與兩起恐怖事件相關。
斯德哥爾摩綜合徵
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又稱為“人質情節”，表現為受害者對施害者表現出同情、忠誠甚至自願的順從。該綜合徵最常出現於人質挾持事件中，也可見於強姦、虐待等事件中。
1973 年在斯德哥爾摩發生了一起銀行搶劫案，兩名罪犯挾持了四名銀行職員，並與警察僵持了大約 6 天時間。在此期間，兩名罪犯威脅人質的安全，但也有時露出仁慈的一面。戲劇性的轉變發生在罪犯落網後，被囚禁的四名人質居然都拒絕在法庭上控告這兩名罪犯， 還為他們籌集法律辯護所需的資金，並表達對他們的感激之情而非痛恨之情。
另一個比較出名的案例，是1974年一位百萬富翁的女兒Patty Hearst被綁架後，與綁架她的人共同策劃了一起搶劫案，從受害者的身份轉變為“共犯”。
通常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患者會經歷以下心理過程：
1）因為突如其來的脅迫與威嚇導致恐懼害怕，自身籠罩在不安的環境中，身心皆受威脅。
2）與挾持者長期相處，理解對方不得已的行為，且並未受到"直接" 傷害，因而逐漸開始同情對方。
3）給予挾持者無形幫助，如配合、不逃脫、安撫等，甚至協助逃脫，向法官說情等。
利馬綜合徵
為斯德哥爾摩綜合徵的相反形式，劫持人質者或加害者逐漸開始同情人質或受害者的意願及需要，最終兩方的立場趨於一致。
利馬綜合徵因1996 年發生於日本駐秘魯首都利馬的大使館挾持案件而命名。在日本駐秘魯大使官邸所舉辦的一次宴會中，圖帕克·阿馬魯革命運動的 14 名激進分子挾持了數百名外交官、政府和軍方官員，並將其扣押為人質。神奇的是，人質危機數天後，激進分子釋放了大部分人質，這些人中有以後的秘魯總統以及現任總統的母親。
對於利馬綜合症的發生機制目前還不清楚，可能是由於施害者自身的愧疚感或負罪感，對道德的猶豫不決，再次思考自己的行為。或是被害者影響了施害者，讓施害者對其產生了認同，敵意也逐漸弱化。
異地口音綜合徵
又稱外國口音綜合徵（foreign accent syndrome, FAS），最早在1907年被Pierre Marie報道，一例巴黎人在右側偏癱後出現明顯倫敦奧賽申地區口音。
1982年Whitaker首次提出FAS診斷標準，即：
1）患者本人、熟人和檢查者認為口音聽起來很陌生；
2）病變與中樞神經系統損傷相關；
3）與患者腦損害前口音顯著不同；
4）患者無講外語的背景。
近年來也逐漸有國內的案例報道，多是患者受傷後由講方言轉變為講普通話。
筆者剛進入精神科臨床工作時，一位師姐講述過一個有趣的案例。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來自四川的大學教授，他不僅學術精湛，性格還溫和可親，只是在鄰里間有個遠近聞名的外號——“耙耳朵”。學生們私下裡總愛打趣，說在院子裡經常能聽到師母“指導”教授的聲音。某一次教授不慎又捅了個不小的簍子，鼓起勇氣向家中的女王陛下坦白時，還是遭遇了“棍棒伺候”，教授情急之下跳窗而逃，結果摔倒在地。
起來後，教授發現自己不能張口說話了，家裡趕緊帶他去神經科做了相關檢查，可當地的醫生對此都表示沒有什麼好辦法。後來妻子聽說湖南有位醫生是治療“失語”的專家，二話不說就帶著教授連夜去看病，效果立竿見影，教授很快能開口說話，但變成了地道的湖南腔調。
幾年後又一次“家庭風波”後，這位教授再次出現失語的症狀，這次兩口子輕車熟路地找到了之前的那位醫生。剛一落座，教授便迫不及待地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條，眼神中滿是懇切，只見紙條上赫然寫著：“大夫，我想說回四川話！”
精神病理學作為精神科領域內一個充滿深刻吸引力且至關重要、包羅永珍的學術寶藏，其涵蓋的奇異精神症狀綜合徵遠非本文所能詳盡列舉。
對於精神科專業人士而言，不斷鍛鍊和提升自己在臨床案例上的總結與歸納技能，是深化臨床技藝、精進醫術的有效途徑。而對於廣大公眾，若察覺到自己或家人可能出現了精神症狀或綜合徵跡象，及時就醫並接受專業人員的評估與建議，無疑是明智且必要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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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暢聊686
責任編輯：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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