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21歲的中村義光和當時眾多的日本青年一樣，參軍入伍成了一名日本兵，隸屬東部十七部隊。
一個月之後，他被送往偽滿洲國，轉屬“滿洲四四八部隊”，當年7月，他成了關東軍甲種部隊的一名候補兵。入伍一年後，中村義光作為見習士官轉入“滿洲三七五二部隊”。
當時關東軍的防禦物件是蘇聯紅軍，部隊官兵天天進行嚴酷的訓練。到日本投降之前，22歲的中村義光已經成了一名陸軍少尉。
然而戰爭已近末期，日軍在各主要戰場連連失利。很快，未曾打過仗的中村義光，在吉林迎來了日本投降。
早在日本宣佈投降之前一星期，有兩三位當差的本地中國人就說“日本要失敗了”，並逃離了連隊。連隊里長期以來同甘共苦的朝鮮籍士兵，也聲稱“不再服從日本軍官的命令”，態度也強硬起來。
中村據此推斷當時“滿洲國”的中國人和朝鮮人當中，存在著敏感的情報系統，唯有日本人被晾在了一邊。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位於吉林省境內中村義光所在部隊的大部分官兵向蘇軍交出武器，後來被押往西伯利亞服苦役。
但是，對於年輕的中村義光來說，向蘇軍投降是無法理解的。長期以來的艱苦訓練是以蘇軍為敵手進行的，現在敵人來到了眼前，怎麼可以不戰而降呢？
而且，和中村義光一樣，持類似想法的日本官兵有八十多名。但天皇已經宣佈投降，他們不能擅自向蘇軍開戰。
怎麼辦？跑吧！
8月15日黃昏，八十多名日本兵告別主力部隊，攜帶武器離開駐地，向朝鮮方向逃去。他們計劃從舊滿洲的東寧地區進入朝鮮，然後從朝鮮半島返回日本。
然而，蘇軍的進駐比他們預想的快得多，前行途中的主要村落都有蘇軍的遊動哨，當年備受壓迫的中國人、朝鮮人現在也都用冷漠的眼光看著他們。
白天的行動受到很大限制，夜間行動又不敢生火做飯，只有忍耐。更為糟糕的是，在無法迴避的情況下與蘇軍小股部隊打了幾場遭遇戰之後，兵力和武器彈藥損耗殆盡，活下來的人包括輕傷員，只有十幾個了。
這樣，他們逃往朝鮮的幻想隨之破滅。
幾個領頭的商量之後，十幾個人便沿朝陽川、三道溝方向前往安圖，因為他們估計安圖應當有日本開拓團，到了那裡會有辦法。
為了安全，依然是儘量晝伏夜行，並且儘量在山裡走。但山路難行又不認得路，有時候跌跌爬爬地走一天，只能走二十幾公里。有時候辛辛苦苦走了半天，不知不覺中又轉回到出發地點。
這樣在山裡轉來轉去，隨身攜帶的乾糧全部吃光。沒有辦法，他們只好吃野葡萄解渴，啃田裡的生玉米棒子充飢。所幸夏秋之交的東北黑土地上，最不缺玉米棒子。
逃亡二十多天之後，十幾個人終於在9月中旬到達安圖。正如他們所料，這裡有日本的開拓團，那是來自日本富山縣的新川開拓團。
但邊遠地區的開拓團也沒有逃脫戰敗國國民的命運，他們同樣面臨著嚴峻的生活考驗。
本來，在戰爭結束前，他們的收成大都被徵收；日本戰敗之後，本地人又搶走了他們僅有的一點糧食；蘇軍到來，又將像樣的傢俱悉數掠去。
於是，開拓團原有的三個村落集中為一個，躲到山裡最偏遠的村落一起生活。幾天後，村裡應徵的男人們三三兩兩逃了回來，可是家裡糧食嚴重不足，他們只好到被當地農民奪回去的田裡撿莊稼，幾個男人還到地主家去打短工，掙口糧。
儘管如此，開拓團的人們還是接收了這十幾個單獨行動、飢腸轆轆的日本兵。
然而兩個月之後，隨著冬季到來天氣開始變冷，這裡的生活也更加艱難。某一天，中村義光便和來自九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北川商量出路。
中村認為，為了減輕開拓團的負擔、使團員們的生活能夠維持得長久一些，他們應當離開這 裡，投奔在六十里外大蒲柴河山裡當土匪的日本兵，這樣才能安全過冬。
於是，這十幾個日本兵離開了開拓團，前往大蒲柴河。
盤踞在大蒲柴河的日本散兵本來只有二十多人，以幫助周圍村裡的人幹農活維持生計。
後來，散居在周圍山中的三三五五的日本兵，眼看著冬季來臨而自己缺吃少穿，聽到訊息便往大蒲柴河集中。中村一夥十幾個日本兵去入夥之後，那裡的日本散兵達到八十餘人。
領頭的名叫高橋幹雄，本是日軍“滿洲第五部隊”直轄的特務，軍銜為大尉。他和當地的土匪頭子張永勝結夥，以“維持社會治安”的名義魚肉鄉里。
張永勝的手下有土匪約六十名。這夥“中日合璧”的匪幫出動的時候，許多六匹馬拉的大爬犁魚貫而行，爬犁上架著機關槍、擲彈筒，匪兵也坐在爬犁上，浩浩蕩蕩，威風凜凜。小股蘇軍部隊都不是他們的對手，平民百姓更是聞風喪膽、四處奔逃。
襲擊村落的時候，訓練有素的“高雄部隊”負責壓制村民武裝的火力，張永勝手下的小嘍囉們則負責搶糧搶衣搶酒肉、牽豬牽羊。
這裡吃喝不愁，中村他們的生活也安定下來。
但讓這些日本兵們受不了的是，東北的冬天特有的嚴寒。原來他們逃跑的時候是夏天，身上穿的衣服本來不多，到了冬天只能和當地人一樣穿起大棉襖、往鞋裡塞烏拉草禦寒。
由於缺少換洗的衣服，他們身上都生了蝨子。唯一的辦法就是，晚上睡覺之前把貼身衣服掛在房外冷凍。第二天早上把凍衣服一抖，雪地上就密密麻麻地落下一片凍死的黑蝨子。
高橋幹雄的名字有四個字，張永勝叫著不順口，便自作主張去掉當中的兩個字，改成中國名“高雄”。下面的幾個日本小頭目也分別取其名字中的一個字，接在“高雄”下面。
這樣，山口良次變成了高雄良，木俁公平變成了高雄平，北川正隆變成了高雄隆，而中村義光，則變成了高雄義。
大約在1946年2月上旬，高雄從來自大甸子的行腳商那裡得到清報，知道離大甸子不遠的西北岔住著七十多名日本兵。商量之後，他決定派高雄義帶領池北和宇田前往聯絡。
在寒冷的林海雪原中，高雄義、池北、宇田三人蹚著埋到膝蓋的大雪前往西北岔。途中，他們順道去新川開拓團看望日前接濟過他們的開拓團員，並在那裡住了一夜。
次日繼續趕路，不知在雪中跌倒過多少回，終於到達西北岔， 見到了那些日本兵的頭目細川。
細川為前日軍中尉，當時他手下的日本兵有兩百多人，依然儲存著戰敗前的裝備，輕、重機槍俱全，彈藥充足。
見到細川，高雄義說出自己的本名中村義光，動員細川的部隊與“高雄部隊”合併。細川中尉見三位使者赤手空拳、破衣爛衫，便傲慢起來，冷著臉道：“我們已經和斐子文商定，負責這一帶村落的警備。你們不要摻和我們的事情。”
細川口中說的斐子文，是西北岔的土匪頭子。高雄義見狀，知道說服細川的可能性不大，便帶著宇田和池北返回大蒲柴河。
離開西北岔在雪中走了大約四公里，來到一個大約二十戶人家的無名村落。一隊全副武裝的土匪將他們攔住，一句話也不說，就將他們按倒在雪地上從背後捆起來。
中村他們三個訓練有素的日本兵赤手空拳、寡不敵眾，還沒來得及反抗一下，就被扔進了一間倉庫。
一會兒，他們從倉庫裡聽到那隊人馬離去的腳步聲。大約一小時之後，三人正在茫然，遠方突然傳來了密集的槍聲。
步槍聲中，還夾雜著重機槍、輕機槍的吼叫。他們不會想到，那時斐子文開始收拾以細川為首的七十多名日本兵！
原來，足智多謀的斐子文想要的並不是細川的隊伍，而是日本兵的那些精良裝備。他花言巧語邀請細川一起駐防，讓他負責三個村落，使他的隊伍化整為零、分散開來，然後伺機殲滅。
這天，他們得知有三個日本兵來聯絡，擔心秘密洩露到高雄部隊，斐子文的手下便將這三個日本兵抓住，並立即下手處置細川部隊。
傍晚時分，喊叫聲、說笑聲傳到了倉庫裡的三個日本兵的耳朵裡。聽聲音，人數比下午他們被抓的時候多了許多。
一會兒，倉庫門被開啟，一群興高采烈的匪徒一擁而入，將他們牽到另一處房子裡，用粗繩子高高地吊在房樑上，穿過房梁的繩子另一端系在柱子上。
然後，匪徒們將上著刺刀的步槍分別支在他們下方，刀尖朝上，又在柱子上的繩頭處點上豆油燈。於是，豆油燈的火苗開始輕輕地舔那幾個繩頭，當繩頭燒斷的時候，三個日本兵就會掉在刺刀尖上。
安排好這些，匪徒們便擁到隔壁喝酒猜拳、慶祝勝利去了。
豆油燈的火苗在舔著繩頭，身下是寒光逼人的刀尖。三個懸在空中的日本兵看到死神正一步步向他們走近。
隔壁猜拳行令、說笑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奇怪的是，說笑聲中間或傳出日本女人的驚叫聲與痛苦的呻吟。
他們不知道，有兩個日本女子被匪徒們從細川那裡抓來，匪徒們把她們捆在木樁上，撕下她們的衣服，在她們身上塗了香油，讓兩條狼狗在那裡舔，然後在旁邊喝酒取樂。
東北的冬天異常寒冷，刀尖上的三個日本兵額頭和脊背卻開始冒汗了。求生的本能使他們開始掙扎，高高吊著的身體開始擺動。他們突然意識到，如果擺動的時候掉下去，也許不會掉在刀尖上！
於是，他們在隔壁的說笑聲、呻吟聲中開始擺動身體，就像是盪鞦韆一樣。
突然，遠處傳來幾聲槍響。隔壁的說笑聲戛然而止，隨即是一陣嘈雜的腳步聲，匪徒們喊叫著跑出去了。
池北的繩子最先被燒斷，他的身體擦著刺刀落在地上，刺刀只劃破了他的一根小手指。他得救了，並將高雄義和宇田救下來。
三個人進了隔壁房間，看到兩個赤身裸體的日本女子被捆在木樁上，兩條齜著白牙的狼狗還在舔她們，便趕走狼狗將她們救起。
三人正在為那幾聲槍響而疑惑時，更為密集的槍聲在暗夜中傳來。為了防止被流彈擊中，五個人急忙俯身躲在牆腳。
從輕、重機槍的射擊聲和擲彈筒發射的聲音，他們判斷出是“高雄部隊”打過來了！
果然，槍聲停息之後，最先提著槍跑進來的正是高雄本人。
原來，高雄義和池北、宇田三人一去不歸，高雄手下的密探又得到了細川部隊被斐子文全部殲滅的訊息，便帶兵前來營救，高雄義三人終於能夠幸運生還。
返回大蒲柴河的途中，在經過細川的一個排被全殲的村落時，他們看到了屍體和血跡構成的悲慘景象……
兩位有幸獲救的日本女子跟隨“高雄部隊”到了大蒲柴河，卻發現家人已經被殺，想到自己又慘遭凌辱，兩個人目光呆滯、不言不語，表情卻沉靜。
當夜平安無事，第二天人們發現她們的時候，二人已經口鼻流血、臉色發青死在地上，旁邊扔著兩個小小的裝有氰化鉀的瓶子。
1946年3月的一天，前往敦化方面做兵隊聯絡工作的原憲兵軍曹高柳傳回緊急訊息，說是敦化一帶蘇軍已經撤走，解放軍（當時稱東北民主聯軍）已經進駐，並且有可能在近期進駐大蒲柴河。
“高雄部隊”是與解放軍決一死戰，還是為了避免兵力損耗與解放軍進行和平談判，必須儘快做出抉擇。
高雄與手下的幾個小頭目開會商量的結果，是派特使試著與解放軍幹部談判。於是，高柳軍曹和盛准尉被推為特使，前往敦化解放軍警備二旅第五團團部，與團長和政委交涉。
最終達成三項協議：高雄部隊的武器彈藥全部上交警備二旅；願意參加解放軍的日本兵由解放軍收編；不想參加解放軍的送往敦化地區的日本人民團。
八十餘名日本兵中有二十多人願意參加解放軍，其中十多名掌握特殊技能的被留在第五團的戰鬥部隊，其他人被編入警備二旅的後勤機關。
隊長高橋幹雄發揮他特務時代學到的醫療技術，進了二旅的野戰醫院當軍醫，中村義光也和北川、山口幾位小頭目一起進了醫院的事務室，結束了他的“高雄義時代”。
穿上土黃色的軍裝，左胸前十釐米見方的白布上寫著“東北民主聯軍”幾個字，白布周圍鑲著紅邊兒。這下子他們心裡踏實了，從此不會再受蘇軍的攻擊或當地朝鮮人的蔑視。
曾經僱用高雄部隊的土匪頭子張永勝，也花言巧語說動解放軍，騙得信任，享受了解放軍連長的待遇。但時隔不久，中村聽說他過去的罪行敗露，被槍斃了。
不幸的是，高橋幹雄也成了“張永勝第二”。
解放軍進駐敦化之後開展了有效的政治宣傳工作，眾多的地方青年踴躍參軍，參軍者中有不少朝鮮人。在進駐舊東滿地區的解放軍中，朝鮮人和中國人的比例達到一比二。一群瞭解“高雄部隊”罪行的朝鮮人，將有關情況向解放軍政治部秘密報告。
6月下旬，高橋幹雄在當了大約兩個月的解放軍軍醫之後，在敦化郊外的舊日軍飛機場接受公審，被當場槍斃。
中村義光和北川、山口是在醫院的事務室裡，得到高橋被槍斃的訊息。既然“高雄”因為舊惡敗露被槍斃，那麼“高雄義”、“高雄良”、“高雄平”們被槍斃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這樣想著，他們心裡發慌，脊背開始冒汗。怎麼辦？逃命吧！
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中村義光和北川、山口三人悄悄地逃離敦化的解放軍野戰醫院，前往敦化西北方向大約一百公里的蛟河。
他們穿的是解放軍軍服，腳上是布鞋，走起來倒是輕便。乾糧是知道內情的日本炊事員給他們準備的玉米麵大餅子和一包鹽。為了儘早遠離敦化，他們繞過駐有解放軍的村落，在草地裡徹夜行走。
之所以要去蛟河，是因為那裡處於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隊進行拉鋸戰的地帶。在中他們出逃的時候，蛟河是在國民黨軍隊的佔領下。
第一天夜裡，他們跑了大概四十公里，天亮之後便鑽進樹林，就著鹽吃了大餅子，然後睡覺。為了安全，三個人輪班放哨。
第二天晚上，為了防止迷路，他們便沿著連線敦化與蛟河的鐵路線走，間或在鐵道邊的樹下休息，抽菸。點火的時候用兩隻手攏起來，攏住火柴的火苗，這樣就不會被遠處的人發現。
三人都是煙鬼，煙是現卷的。白天睡覺的時候，他們摘了田裡的菸葉曬在有陽光的地方，睡醒之後搓碎了備用。那自制的香菸真是太香了，在那之後的許多年間，中村義光都時常記得那天夜裡自制香菸的香味。
當夜又走了大約四十公里，來到了一個叫二道河的地方。 二道河離蛟河大概只有二十公里了。 天亮的時候他們找地方正準備睡覺，這時候解放軍前沿部隊的遊動哨發現了他們。
遊動哨兵發現的是三個穿著解放軍軍裝、漢語磕磕絆絆的日本人，不能不感到警覺。
三人被帶到團部接受調查，當天下午適逢部隊向敦化方向撤退，晚上，他們就被押回了敦化的野戰醫院。
在逃走大概四十八個小時之後，他們被關進了醫院的倉庫，外面有人站崗，崗哨兩小時換一次班。所幸，無論是在被押回的途中還是被關進倉庫之後，他們都沒有被捆綁，並有人按時給他們送飯。
院領導對他們進行了詢問，二旅衛生部長尹海也專門來調查此事，認真聽取了他們的陳述。他們坦白說是因為高橋被槍斃之後感到害怕才逃跑的。
三天之後的晚上，全院召開軍人大會，討論如何處置三名逃兵。參加大會的除了六十多名中國人，還有三十多名日本人和十多名朝鮮人。
政治指導員報告了事情經過之後徵求大家的意見，會場上響起一片憤怒的聲音：“這是反革命行為！”、“這是對人民的侮辱！”、“槍斃！”……
但是，在場的日本人大都沉默著……
是殺是留？就在大家準備舉手表決的時候，衛生部長尹海帶著警衛員出現了，他說：“我來說兩句。”
尹海語重心長地說：“日本同志是身在外國，風土人情、生活習慣都不一樣。在這樣的環境裡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由於一些誤解，給他們造成不安和不必要的擔心，我們當領導的也有責任。”
“與其責備他們，不如給他們一個反省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為中國革命發揮自己的力量。大家覺得怎麼樣？”
尹海的出現最終使三位日籍逃兵免於死，懲罰只是當三個月的伙伕。其實，有高橋幹雄的先例在，被關進倉庫的時候，他們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一度在倉庫裡大聲唱著：“走向大海，戰死為屍……”
尹海的一番話，不僅救了三個日籍解放軍戰士的命，而且使在場的所有日本人瞭解到了共產黨政策的英明。
1946年夏，尹海患斑疹傷寒，生命垂危，一位名叫近藤清的日籍女護士全程精心護理，這位護士後來成了中村義光的妻子，在新中國的大地上結婚生子。
1947年9月，中村義光隨尹海從敦化縣的第二旅野戰醫院，調到蛟河縣的第十縱隊二十九師衛生部當會計，衛生部的管理科長是一位名叫葉樹萍的山東人，他給中村取名“鍾純”，並給他制了一枚印章。
在那以後六年多的時間裡，“鍾純”一直在四十七軍負責財務工作，利用他在日本時學習的知識，在動盪不安的戰爭環境中，還因為工作努力負責立了三次大功。
部隊把大量錢款全部交給中村義光管理，不僅派兩位中國職員協助他工作，還給他配了手槍。談起佩槍的事，晚年地中村很自豪地說：“在我們部隊，當時能帶手槍的日本人只有我一個！”
不過，“鍾純”的手槍並沒有派上多大用場，只是在湘西剿匪時期攜帶大量現款行軍的時候對付過土匪。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中村義光已經是連級幹部，所在部隊負責黨政工作的李指導員動員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考慮到父母都在日本，自己終究要回國，所以沒有加入。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出兵朝鮮、開始抗美援朝，尹海隨前線部隊去了朝鮮戰場，中村從此與尹海失去了聯絡。
因為國籍的原因，中村義光於1952年10月退伍，翌年5月上旬偕妻子和兩個孩子從上海乘船回到日本，名字也由“鍾純”變回了“中村義光”。
中村知道朝鮮戰場上的戰鬥十分殘酷，估計尹海已經為國捐軀。不過，他一直記著尹海的救命之恩，記著自己與尹溝的友情。
1981年6月，中村義光意外地獲悉尹海沒有犧牲，而是健康地活著，並且在北京的中國醫學研究院擔任領導工作。
他十分高興，兩個月後專程到北京與尹海見面。在分別三十多年之後，兩位老人相會於北京，兩雙手握在一起，淚流滿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