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21歲的中村義光和當時眾多的日本青年一樣,參軍入伍成了一名日本兵,隸屬東部十七部隊。
一個月之後,他被送往偽滿洲國,轉屬“滿洲四四八部隊”,當年7月,他成了關東軍甲種部隊的一名候補兵。入伍一年後,中村義光作為見習士官轉入“滿洲三七五二部隊”。
當時關東軍的防禦物件是蘇聯紅軍,部隊官兵天天進行嚴酷的訓練。到日本投降之前,22歲的中村義光已經成了一名陸軍少尉。
然而戰爭已近末期,日軍在各主要戰場連連失利。很快,未曾打過仗的中村義光,在吉林迎來了日本投降。
早在日本宣佈投降之前一星期,有兩三位當差的本地中國人就說“日本要失敗了”,並逃離了連隊。連隊里長期以來同甘共苦的朝鮮籍士兵,也聲稱“不再服從日本軍官的命令”,態度也強硬起來。
中村據此推斷當時“滿洲國”的中國人和朝鮮人當中,存在著敏感的情報系統,唯有日本人被晾在了一邊。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位於吉林省境內中村義光所在部隊的大部分官兵向蘇軍交出武器,後來被押往西伯利亞服苦役。
但是,對於年輕的中村義光來說,向蘇軍投降是無法理解的。長期以來的艱苦訓練是以蘇軍為敵手進行的,現在敵人來到了眼前,怎麼可以不戰而降呢?
而且,和中村義光一樣,持類似想法的日本官兵有八十多名。但天皇已經宣佈投降,他們不能擅自向蘇軍開戰。
怎麼辦?跑吧!
8月15日黃昏,八十多名日本兵告別主力部隊,攜帶武器離開駐地,向朝鮮方向逃去。他們計劃從舊滿洲的東寧地區進入朝鮮,然後從朝鮮半島返回日本。
然而,蘇軍的進駐比他們預想的快得多,前行途中的主要村落都有蘇軍的遊動哨,當年備受壓迫的中國人、朝鮮人現在也都用冷漠的眼光看著他們。
白天的行動受到很大限制,夜間行動又不敢生火做飯,只有忍耐。更為糟糕的是,在無法迴避的情況下與蘇軍小股部隊打了幾場遭遇戰之後,兵力和武器彈藥損耗殆盡,活下來的人包括輕傷員,只有十幾個了。
這樣,他們逃往朝鮮的幻想隨之破滅。
幾個領頭的商量之後,十幾個人便沿朝陽川、三道溝方向前往安圖,因為他們估計安圖應當有日本開拓團,到了那裡會有辦法。
為了安全,依然是儘量晝伏夜行,並且儘量在山裡走。但山路難行又不認得路,有時候跌跌爬爬地走一天,只能走二十幾公里。有時候辛辛苦苦走了半天,不知不覺中又轉回到出發地點。
這樣在山裡轉來轉去,隨身攜帶的乾糧全部吃光。沒有辦法,他們只好吃野葡萄解渴,啃田裡的生玉米棒子充飢。所幸夏秋之交的東北黑土地上,最不缺玉米棒子。
逃亡二十多天之後,十幾個人終於在9月中旬到達安圖。正如他們所料,這裡有日本的開拓團,那是來自日本富山縣的新川開拓團。
但邊遠地區的開拓團也沒有逃脫戰敗國國民的命運,他們同樣面臨著嚴峻的生活考驗。
本來,在戰爭結束前,他們的收成大都被徵收;日本戰敗之後,本地人又搶走了他們僅有的一點糧食;蘇軍到來,又將像樣的傢俱悉數掠去。
於是,開拓團原有的三個村落集中為一個,躲到山裡最偏遠的村落一起生活。幾天後,村裡應徵的男人們三三兩兩逃了回來,可是家裡糧食嚴重不足,他們只好到被當地農民奪回去的田裡撿莊稼,幾個男人還到地主家去打短工,掙口糧。
儘管如此,開拓團的人們還是接收了這十幾個單獨行動、飢腸轆轆的日本兵。
然而兩個月之後,隨著冬季到來天氣開始變冷,這裡的生活也更加艱難。某一天,中村義光便和來自九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北川商量出路。
中村認為,為了減輕開拓團的負擔、使團員們的生活能夠維持得長久一些,他們應當離開這 裡,投奔在六十里外大蒲柴河山裡當土匪的日本兵,這樣才能安全過冬。
於是,這十幾個日本兵離開了開拓團,前往大蒲柴河。
盤踞在大蒲柴河的日本散兵本來只有二十多人,以幫助周圍村裡的人幹農活維持生計。
後來,散居在周圍山中的三三五五的日本兵,眼看著冬季來臨而自己缺吃少穿,聽到訊息便往大蒲柴河集中。中村一夥十幾個日本兵去入夥之後,那裡的日本散兵達到八十餘人。
領頭的名叫高橋幹雄,本是日軍“滿洲第五部隊”直轄的特務,軍銜為大尉。他和當地的土匪頭子張永勝結夥,以“維持社會治安”的名義魚肉鄉里。
張永勝的手下有土匪約六十名。這夥“中日合璧”的匪幫出動的時候,許多六匹馬拉的大爬犁魚貫而行,爬犁上架著機關槍、擲彈筒,匪兵也坐在爬犁上,浩浩蕩蕩,威風凜凜。小股蘇軍部隊都不是他們的對手,平民百姓更是聞風喪膽、四處奔逃。
襲擊村落的時候,訓練有素的“高雄部隊”負責壓制村民武裝的火力,張永勝手下的小嘍囉們則負責搶糧搶衣搶酒肉、牽豬牽羊。
這裡吃喝不愁,中村他們的生活也安定下來。
但讓這些日本兵們受不了的是,東北的冬天特有的嚴寒。原來他們逃跑的時候是夏天,身上穿的衣服本來不多,到了冬天只能和當地人一樣穿起大棉襖、往鞋裡塞烏拉草禦寒。
由於缺少換洗的衣服,他們身上都生了蝨子。唯一的辦法就是,晚上睡覺之前把貼身衣服掛在房外冷凍。第二天早上把凍衣服一抖,雪地上就密密麻麻地落下一片凍死的黑蝨子。
高橋幹雄的名字有四個字,張永勝叫著不順口,便自作主張去掉當中的兩個字,改成中國名“高雄”。下面的幾個日本小頭目也分別取其名字中的一個字,接在“高雄”下面。
這樣,山口良次變成了高雄良,木俁公平變成了高雄平,北川正隆變成了高雄隆,而中村義光,則變成了高雄義。
大約在1946年2月上旬,高雄從來自大甸子的行腳商那裡得到清報,知道離大甸子不遠的西北岔住著七十多名日本兵。商量之後,他決定派高雄義帶領池北和宇田前往聯絡。
在寒冷的林海雪原中,高雄義、池北、宇田三人蹚著埋到膝蓋的大雪前往西北岔。途中,他們順道去新川開拓團看望日前接濟過他們的開拓團員,並在那裡住了一夜。
次日繼續趕路,不知在雪中跌倒過多少回,終於到達西北岔, 見到了那些日本兵的頭目細川。
細川為前日軍中尉,當時他手下的日本兵有兩百多人,依然儲存著戰敗前的裝備,輕、重機槍俱全,彈藥充足。
見到細川,高雄義說出自己的本名中村義光,動員細川的部隊與“高雄部隊”合併。細川中尉見三位使者赤手空拳、破衣爛衫,便傲慢起來,冷著臉道:“我們已經和斐子文商定,負責這一帶村落的警備。你們不要摻和我們的事情。”
細川口中說的斐子文,是西北岔的土匪頭子。高雄義見狀,知道說服細川的可能性不大,便帶著宇田和池北返回大蒲柴河。
離開西北岔在雪中走了大約四公里,來到一個大約二十戶人家的無名村落。一隊全副武裝的土匪將他們攔住,一句話也不說,就將他們按倒在雪地上從背後捆起來。
中村他們三個訓練有素的日本兵赤手空拳、寡不敵眾,還沒來得及反抗一下,就被扔進了一間倉庫。
一會兒,他們從倉庫裡聽到那隊人馬離去的腳步聲。大約一小時之後,三人正在茫然,遠方突然傳來了密集的槍聲。
步槍聲中,還夾雜著重機槍、輕機槍的吼叫。他們不會想到,那時斐子文開始收拾以細川為首的七十多名日本兵!
原來,足智多謀的斐子文想要的並不是細川的隊伍,而是日本兵的那些精良裝備。他花言巧語邀請細川一起駐防,讓他負責三個村落,使他的隊伍化整為零、分散開來,然後伺機殲滅。
這天,他們得知有三個日本兵來聯絡,擔心秘密洩露到高雄部隊,斐子文的手下便將這三個日本兵抓住,並立即下手處置細川部隊。
傍晚時分,喊叫聲、說笑聲傳到了倉庫裡的三個日本兵的耳朵裡。聽聲音,人數比下午他們被抓的時候多了許多。
一會兒,倉庫門被開啟,一群興高采烈的匪徒一擁而入,將他們牽到另一處房子裡,用粗繩子高高地吊在房樑上,穿過房梁的繩子另一端系在柱子上。
然後,匪徒們將上著刺刀的步槍分別支在他們下方,刀尖朝上,又在柱子上的繩頭處點上豆油燈。於是,豆油燈的火苗開始輕輕地舔那幾個繩頭,當繩頭燒斷的時候,三個日本兵就會掉在刺刀尖上。
安排好這些,匪徒們便擁到隔壁喝酒猜拳、慶祝勝利去了。
豆油燈的火苗在舔著繩頭,身下是寒光逼人的刀尖。三個懸在空中的日本兵看到死神正一步步向他們走近。
隔壁猜拳行令、說笑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奇怪的是,說笑聲中間或傳出日本女人的驚叫聲與痛苦的呻吟。
他們不知道,有兩個日本女子被匪徒們從細川那裡抓來,匪徒們把她們捆在木樁上,撕下她們的衣服,在她們身上塗了香油,讓兩條狼狗在那裡舔,然後在旁邊喝酒取樂。
東北的冬天異常寒冷,刀尖上的三個日本兵額頭和脊背卻開始冒汗了。求生的本能使他們開始掙扎,高高吊著的身體開始擺動。他們突然意識到,如果擺動的時候掉下去,也許不會掉在刀尖上!
於是,他們在隔壁的說笑聲、呻吟聲中開始擺動身體,就像是盪鞦韆一樣。
突然,遠處傳來幾聲槍響。隔壁的說笑聲戛然而止,隨即是一陣嘈雜的腳步聲,匪徒們喊叫著跑出去了。
池北的繩子最先被燒斷,他的身體擦著刺刀落在地上,刺刀只劃破了他的一根小手指。他得救了,並將高雄義和宇田救下來。
三個人進了隔壁房間,看到兩個赤身裸體的日本女子被捆在木樁上,兩條齜著白牙的狼狗還在舔她們,便趕走狼狗將她們救起。
三人正在為那幾聲槍響而疑惑時,更為密集的槍聲在暗夜中傳來。為了防止被流彈擊中,五個人急忙俯身躲在牆腳。
從輕、重機槍的射擊聲和擲彈筒發射的聲音,他們判斷出是“高雄部隊”打過來了!
果然,槍聲停息之後,最先提著槍跑進來的正是高雄本人。
原來,高雄義和池北、宇田三人一去不歸,高雄手下的密探又得到了細川部隊被斐子文全部殲滅的訊息,便帶兵前來營救,高雄義三人終於能夠幸運生還。
返回大蒲柴河的途中,在經過細川的一個排被全殲的村落時,他們看到了屍體和血跡構成的悲慘景象……
兩位有幸獲救的日本女子跟隨“高雄部隊”到了大蒲柴河,卻發現家人已經被殺,想到自己又慘遭凌辱,兩個人目光呆滯、不言不語,表情卻沉靜。
當夜平安無事,第二天人們發現她們的時候,二人已經口鼻流血、臉色發青死在地上,旁邊扔著兩個小小的裝有氰化鉀的瓶子。
1946年3月的一天,前往敦化方面做兵隊聯絡工作的原憲兵軍曹高柳傳回緊急訊息,說是敦化一帶蘇軍已經撤走,解放軍(當時稱東北民主聯軍)已經進駐,並且有可能在近期進駐大蒲柴河。
“高雄部隊”是與解放軍決一死戰,還是為了避免兵力損耗與解放軍進行和平談判,必須儘快做出抉擇。
高雄與手下的幾個小頭目開會商量的結果,是派特使試著與解放軍幹部談判。於是,高柳軍曹和盛准尉被推為特使,前往敦化解放軍警備二旅第五團團部,與團長和政委交涉。
最終達成三項協議:高雄部隊的武器彈藥全部上交警備二旅;願意參加解放軍的日本兵由解放軍收編;不想參加解放軍的送往敦化地區的日本人民團。
八十餘名日本兵中有二十多人願意參加解放軍,其中十多名掌握特殊技能的被留在第五團的戰鬥部隊,其他人被編入警備二旅的後勤機關。
隊長高橋幹雄發揮他特務時代學到的醫療技術,進了二旅的野戰醫院當軍醫,中村義光也和北川、山口幾位小頭目一起進了醫院的事務室,結束了他的“高雄義時代”。
穿上土黃色的軍裝,左胸前十釐米見方的白布上寫著“東北民主聯軍”幾個字,白布周圍鑲著紅邊兒。這下子他們心裡踏實了,從此不會再受蘇軍的攻擊或當地朝鮮人的蔑視。
曾經僱用高雄部隊的土匪頭子張永勝,也花言巧語說動解放軍,騙得信任,享受了解放軍連長的待遇。但時隔不久,中村聽說他過去的罪行敗露,被槍斃了。
不幸的是,高橋幹雄也成了“張永勝第二”。
解放軍進駐敦化之後開展了有效的政治宣傳工作,眾多的地方青年踴躍參軍,參軍者中有不少朝鮮人。在進駐舊東滿地區的解放軍中,朝鮮人和中國人的比例達到一比二。一群瞭解“高雄部隊”罪行的朝鮮人,將有關情況向解放軍政治部秘密報告。
6月下旬,高橋幹雄在當了大約兩個月的解放軍軍醫之後,在敦化郊外的舊日軍飛機場接受公審,被當場槍斃。
中村義光和北川、山口是在醫院的事務室裡,得到高橋被槍斃的訊息。既然“高雄”因為舊惡敗露被槍斃,那麼“高雄義”、“高雄良”、“高雄平”們被槍斃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這樣想著,他們心裡發慌,脊背開始冒汗。怎麼辦?逃命吧!
7月上旬的一天晚上,中村義光和北川、山口三人悄悄地逃離敦化的解放軍野戰醫院,前往敦化西北方向大約一百公里的蛟河。
他們穿的是解放軍軍服,腳上是布鞋,走起來倒是輕便。乾糧是知道內情的日本炊事員給他們準備的玉米麵大餅子和一包鹽。為了儘早遠離敦化,他們繞過駐有解放軍的村落,在草地裡徹夜行走。
之所以要去蛟河,是因為那裡處於解放軍和國民黨軍隊進行拉鋸戰的地帶。在中他們出逃的時候,蛟河是在國民黨軍隊的佔領下。
第一天夜裡,他們跑了大概四十公里,天亮之後便鑽進樹林,就著鹽吃了大餅子,然後睡覺。為了安全,三個人輪班放哨。
第二天晚上,為了防止迷路,他們便沿著連線敦化與蛟河的鐵路線走,間或在鐵道邊的樹下休息,抽菸。點火的時候用兩隻手攏起來,攏住火柴的火苗,這樣就不會被遠處的人發現。
三人都是煙鬼,煙是現卷的。白天睡覺的時候,他們摘了田裡的菸葉曬在有陽光的地方,睡醒之後搓碎了備用。那自制的香菸真是太香了,在那之後的許多年間,中村義光都時常記得那天夜裡自制香菸的香味。
當夜又走了大約四十公里,來到了一個叫二道河的地方。 二道河離蛟河大概只有二十公里了。 天亮的時候他們找地方正準備睡覺,這時候解放軍前沿部隊的遊動哨發現了他們。
遊動哨兵發現的是三個穿著解放軍軍裝、漢語磕磕絆絆的日本人,不能不感到警覺。
三人被帶到團部接受調查,當天下午適逢部隊向敦化方向撤退,晚上,他們就被押回了敦化的野戰醫院。
在逃走大概四十八個小時之後,他們被關進了醫院的倉庫,外面有人站崗,崗哨兩小時換一次班。所幸,無論是在被押回的途中還是被關進倉庫之後,他們都沒有被捆綁,並有人按時給他們送飯。
院領導對他們進行了詢問,二旅衛生部長尹海也專門來調查此事,認真聽取了他們的陳述。他們坦白說是因為高橋被槍斃之後感到害怕才逃跑的。
三天之後的晚上,全院召開軍人大會,討論如何處置三名逃兵。參加大會的除了六十多名中國人,還有三十多名日本人和十多名朝鮮人。
政治指導員報告了事情經過之後徵求大家的意見,會場上響起一片憤怒的聲音:“這是反革命行為!”、“這是對人民的侮辱!”、“槍斃!”……
但是,在場的日本人大都沉默著……
是殺是留?就在大家準備舉手表決的時候,衛生部長尹海帶著警衛員出現了,他說:“我來說兩句。”
尹海語重心長地說:“日本同志是身在外國,風土人情、生活習慣都不一樣。在這樣的環境裡和我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是非常辛苦的。由於一些誤解,給他們造成不安和不必要的擔心,我們當領導的也有責任。”
“與其責備他們,不如給他們一個反省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為中國革命發揮自己的力量。大家覺得怎麼樣?”
尹海的出現最終使三位日籍逃兵免於死,懲罰只是當三個月的伙伕。其實,有高橋幹雄的先例在,被關進倉庫的時候,他們就知道自己必死無疑了,一度在倉庫裡大聲唱著:“走向大海,戰死為屍……”
尹海的一番話,不僅救了三個日籍解放軍戰士的命,而且使在場的所有日本人瞭解到了共產黨政策的英明。
1946年夏,尹海患斑疹傷寒,生命垂危,一位名叫近藤清的日籍女護士全程精心護理,這位護士後來成了中村義光的妻子,在新中國的大地上結婚生子。
1947年9月,中村義光隨尹海從敦化縣的第二旅野戰醫院,調到蛟河縣的第十縱隊二十九師衛生部當會計,衛生部的管理科長是一位名叫葉樹萍的山東人,他給中村取名“鍾純”,並給他制了一枚印章。
在那以後六年多的時間裡,“鍾純”一直在四十七軍負責財務工作,利用他在日本時學習的知識,在動盪不安的戰爭環境中,還因為工作努力負責立了三次大功。
部隊把大量錢款全部交給中村義光管理,不僅派兩位中國職員協助他工作,還給他配了手槍。談起佩槍的事,晚年地中村很自豪地說:“在我們部隊,當時能帶手槍的日本人只有我一個!”
不過,“鍾純”的手槍並沒有派上多大用場,只是在湘西剿匪時期攜帶大量現款行軍的時候對付過土匪。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中村義光已經是連級幹部,所在部隊負責黨政工作的李指導員動員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考慮到父母都在日本,自己終究要回國,所以沒有加入。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中國出兵朝鮮、開始抗美援朝,尹海隨前線部隊去了朝鮮戰場,中村從此與尹海失去了聯絡。
因為國籍的原因,中村義光於1952年10月退伍,翌年5月上旬偕妻子和兩個孩子從上海乘船回到日本,名字也由“鍾純”變回了“中村義光”。
中村知道朝鮮戰場上的戰鬥十分殘酷,估計尹海已經為國捐軀。不過,他一直記著尹海的救命之恩,記著自己與尹溝的友情。
1981年6月,中村義光意外地獲悉尹海沒有犧牲,而是健康地活著,並且在北京的中國醫學研究院擔任領導工作。
他十分高興,兩個月後專程到北京與尹海見面。在分別三十多年之後,兩位老人相會於北京,兩雙手握在一起,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