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帝在位的時候，舉行過一次科舉殿試，那是他當政的第三個年頭（1400）。
結果一公佈，整個帝國驚呆了：一甲三人，胡廣、王艮和李貫，都是江西人。
而且，還都是江西吉安人。
不僅如此，二甲頭名和第二名，依然是江西人。也就是說，這場科舉全國前五名，被江西人包圓了。
然而，這還不算是江西人最高光的時刻。四年後，永樂二年（1404），朱棣在位的第一場科舉考試，前七名，無一不是江西人。
連皇帝都沒轍，想換個狀元，換個榜眼，豈料換來換去，都是江西人。
明朝做官和晉升的途徑，基本就是科舉一途。江西人考試厲害，以至於當時有“朝士半江西”的說法。整個帝國，江西人撐起了半邊天。
可怕的江西人！
江西人表現太搶眼，所以有人看不過眼。正德年間，內閣大學士、河南人焦芳開啟地域黑模式，專門黑江西，向皇帝建議停止授予江西人京官職位，為什麼？
“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濫用江西人。”
在焦大人眼裡，歷史上的王安石、吳澄兩個江西人都是所謂的“禍害”，所以所有江西人就都是“禍害”？
這麼粗鄙的推論，根本包藏不住焦大人的嫉妒心。
從宋代開始，江西崛起，經濟、文化雙繁榮。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有3個是江西人。宋、明兩代，江西籍進士人數，都是全國老二老三的地位。尤其是明朝前期，江西的光芒，足以刺瞎周圍任何省份。
即便到了清代，江西在科舉上發揮有所失常，但進士人數依然排全國第五，屬於第一方陣成員。
南昌、吉安、撫州、建昌，這幾個地方，哪一個不是全國進士排行榜的常客？
然而，只有經歷過巔峰歲月的人，才知道跌落的時候有多痛。一個省份，亦是如此。
曾經人才輩出、光彩奪目的一個省份，在近代以來的100多年裡，卻失落成透明省份，偶爾出名還要靠負面的天價彩禮新聞。
江西，究竟怎麼了？
1
江西的衰落，是從一場拉鋸了十幾年的戰爭開始的。
1857年，率軍在江西抵禦太平軍的湖南人曾國藩，因為父親去世需要回鄉奔喪，這期間他給弟弟曾國荃寫了封家書。
在這封家書裡，曾國藩說，自己在外數年，吃的虧，受的氣，著實不少，對人對事，全然沒有愧疚感，唯獨愧對江西紳士。
為什麼自感愧對江西呢？曾國藩講了兩個原因：
第一，我打太平軍的軍餉，都是從江西勸捐來的；第二，江西人出了錢，把錢都投到戰爭上了，但我未能為江西除賊安民。
這兩個原因，不能算是曾國藩的錯，但確確實實拉開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序幕。
持續了十幾年的太平天國戰爭，對江西的破壞實在太大了。自1853年2月，太平軍從武漢沿江東下，佔領九江、湖口、彭澤開始，到1865年10月，其餘部最後退入廣東為止，在接近13年的時間裡，太平軍多次進出江西。江西成為主要戰區之一。
在曾國藩深感愧對江西的前兩年，他才在九江吃了大敗仗，幾乎跳湖自殺。
殘酷的戰爭，使往昔富庶的贛江西岸人煙寥落，不聞雞犬之聲。江忠源為了抵抗太平軍，曾在南昌城外實施焦土作戰策略，把城外民居燒個精光，連滕王閣都未能倖免。
根據歷史學家曹樹基的測算，1851年，太平天國戰爭剛爆發，尚未波及江西，江西人口達到2400多萬；1865年，太平天國戰爭結束，江西人口銳減為1200多萬。
也就是說，十餘年間，江西大約損失了一半人口。
在人口即是生產力的年代，一半人口說沒就沒，對這個省的影響絕對是致命的。
當然，太平天國戰爭對整個中國南方的破壞，尤其是江浙兩省的破壞，一點兒不比江西弱。江蘇、浙江的人口損失率，也比江西大。不過，戰後，這兩省憑藉區域優勢，透過外來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長，元氣恢復比江西快得多。
江西遲遲未能從這一波人口創傷中緩過氣來。直到1953年，整整100年過去，中間又歷經兩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巨大消耗，江西人口離太平天國戰爭前的峰值還有近800萬的差距。
一個地方，千萬不要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一定要成為商家必爭之地。整個江西，地理位置號稱“吳頭楚尾，粵戶閩庭”，說白了就是中間地帶。這種“中間省份”，要發展成商貨的必經之地，那就穩賺不賠；要碰上亂世，那就是“公地”悲劇。
2
曾國藩愧對江西的第一個原因，同樣細思恐極：江西變成軍餉提款機。
曾國藩在江西打太平軍時，江西士紳捐了八九十萬兩軍費。但如果算上整個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江西在軍費上的募款（實際上是攤派），則高達1.3億兩，排在全國前列。
可怕的是，晚清的勸捐，就跟財政鴉片一樣，一抽就上癮，停不下來。平定太平天國後，地方士紳的捐輸仍是清廷籌集各種軍餉的主要來源之一。
國內哪個省有戰事，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到江西弄點錢，最高峰時甚至出現了幾個省同時在江西設局勸捐的局面。時任江西巡撫劉坤一實在看不過眼，多次向朝廷上書，說江西曆經太平天國戰爭，實際上已經全省糜爛，民力難支，但浙江、安徽剛來刮過一輪了，陝甘雲貴四省又來，“凡屬殷實之家，早已精疲力竭，目下可捐之戶，殊覺無多”。再這樣捐下去，地主家也沒有餘糧了。
不僅有攤派式的勸捐，還有強制性的厘金。
厘金最早也是因應軍費開支而起，一旦徵收就停不下來。江西是全國較早徵收厘金的地方之一，徵收稅率遠遠高於臨近的安徽、湖南、湖北等省份。
清政府對厘金稅率的規定是“逢百抽一”，即1%。但江西起初是徵收2%，後來一路加碼，加到了10%。當時人說，“江西厘金之重，尤甲於天下”。
最高的年份，江西一省所徵收的厘金，佔到了全國的11%。
最要命的是，針對江西士紳的捐輸，針對江西商貨的厘金，搞得當地各階層苦哈哈，但最終沒有一毛錢用在本省的經濟建設上。
江西平均每年的厘金收入是100萬兩左右，這筆收入的分配是這樣的：上交朝廷佔掉35萬兩左右，軍費開支佔掉30多萬兩，其他費用佔掉30多萬兩，剩下用於本省的比例不到1%。
有歷史學者因此認為，戰後的江西疲於應付朝廷的各種財政需求，無法集中人力和財力進行地方社會重建工作，導致社會經濟恢復緩慢，終於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對江西來說，如果說上述原因是制度性悲劇，那麼，還有一個原因基本決定了本省的衰落不可逆轉——那就是近代中國的商路與貿易重心轉移，堪稱江西沒落的歷史性悲劇。這個趨勢與戰爭、攤派、重稅對江西的敲骨吸髓幾乎同步進行，簡直是雪上加霜。
具體來說，鴉片戰爭以前，江西南面依託廣東，北面連線內地，是內地商貨集結南運廣州的一大幹道。贛江上形成一些繁盛的商埠，經濟總體比較發達。
鴉片戰爭後，隨著上海開埠與商路變遷，中外貿易重心逐漸由廣州轉移到上海，加上後來外國輪船獲許在長江上通航，全國的內外商貨流通改道，贛江的重要性一去不返，傳統由江西至廣東的商業運輸路線完全衰落。江西，一下子從經濟幹道變成商路死角，地位陡然失落。
被拋離了地緣優勢的江西，近代以來眼睜睜看著東南沿海一圈省份勃興崛起，自己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沒落。
3
當然，正如江西在宋、明兩代的輝煌，其在近代的黯淡，歸根結底，問題還是出在人身上。
我們常說，近代中國經歷“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幾個字說起來輕鬆，但對當時人而言，真是血淋淋的轉變。
最明顯的轉變，至少有兩個：
一是軍功時代的來臨。亂世之中，動不動就跟外國人宣戰，還有國內此起彼伏的造反叛亂，軍事人才顯得尤其耀眼。眾所周知，湖南就是憑藉湘軍崛起，軍政人才輩出，幾乎左右了近代中國的國運。江西恰好相反，軍政人才奇缺，用曾國藩的話來說，太平軍之所以能夠在江西所向披靡，正是因為江西“既無用兵之材，更無帶兵之人”。
二是洋務時代的來臨。用費正清的“衝擊—回應”模式來解釋，中國的近代化程序就是不斷受到西方衝擊，從而作出回應的過程。這種回應，就是向西方學習，從機器、實業到制度、文化，哪個地方出的洋務、實業人才多，哪個地方就能獲得更大的發展。基本上，中國最早的洋務派都是軍功人才轉型而來的，江西沒有什麼“中興大臣”，在這方面相應也落後了。
在這樣一個靠軍功和洋務說話的新時代，江西的精英到底在幹嘛呢？
忙科舉啊。
學術界曾有一個觀點，近代中國落後，恰恰是因為近代以前的中國太牛了。這叫文明的包袱，也叫傳統的禁錮。江西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
宋、明兩代的科舉之盛，造就了江西發達的文教傳統。科舉越是成為江西的優勢專案，他們就越不願意放棄。19世紀後半期，江西的興學讀書傳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盛。可惜的是，當時江西人所興之學、所讀之書，仍是傳統的那一套，四書五經，之乎者也，與時代發展的要求基本背離。
太平天國戰爭那十幾年，科舉考試中斷了，這對江西人來說，那種痛苦簡直難以名狀。所以，戰亂一過，江西人口雖然銳減一半，但科舉人數卻呈現一個空前罕見的高潮，成為全國唯一科舉生員人數不降反升的省份。
還有一個數據，能夠說明江西人對傳統科舉的趨之若鶩：太平天國後，全國捐監（花錢買監生資格）人數約為53.3萬，其中江西就達5.8萬，佔全國總數的10.8%。除了八旗子弟，江西位居全國第一。
當時代潮流已經轉向軍功與實業的時候，江西人的興奮點仍舊停留在傳統的科舉功名上，這還怎麼與時俱進？
江蘇、浙江這兩大科舉強省，在晚清的科舉成績也很炫目，但是，這兩個地方地處沿海，受到西方衝擊的力度更大，不管主動還是被動，科舉出身者更善於自我調整，更樂於接受新事物，因而產生了狀元實業家張謇、進士出版家張元濟等牛人。相比之下，江西傳統精英的泥古不化，還是挺可怕的。
整個洋務運動、維新變法期間，江西境內既無傳播新思想的報紙，也無介紹、研究西學的書籍。難得出了幾個新式人才，也基本在本省無所作為。比如瑞金人陳熾，他的《庸書》《續富國策》等宣揚維新思想的書，在外省反響巨大，多次重版，但在本省卻不能出版。
再比如修水人陳寶箴，是晚清少見的開明督撫，但他的主要貢獻是在湖南，把湖南的維新事業打造得有聲有色。相比之下，近代江西曆任大員中，多為頑固守舊、庸碌無能之輩，對洋務、維新事業不僅不予扶持，反而嚴加抵制。期間雖也有沈葆楨、劉坤一這樣的洋務官員主政江西，但因其主要致力於鎮壓太平軍和奔波於防軍救災，並未把江西帶上近代化的軌道。
整個近現代史100多年，可以說，江西唯一被人津津樂道的亮點，是誕生了全國最多的開國將帥。這是因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黨人在江西的山區建立了多個革命根據地和蘇維埃政權，使江西成為了革命人才的熔爐。
總而言之，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困境，每個時代也有每個時代的機遇。關鍵是如何突圍與發展的問題。
歷史指向的是過去，但它賦予現代人面向未來的智慧。但願江西好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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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繁、楊金鵬：《太平天國戰爭後地方社會重建困境與近代江西經濟衰落》，《江西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