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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毛澤東曾經是革命同志，後來因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不過，在陳獨秀與毛澤東的早年交往中有段蜜月期。在那段日子裡，陳獨秀可以說是十分賞識和大力提攜毛澤東，對毛澤東的成長進步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以致多年之後的1936年，毛澤東在同前來陝北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談及陳獨秀還說道：“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
十分讚賞毛澤東不凡的革命精神和領導才華
陳獨秀大毛澤東14歲，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當時還是湖南長沙小學教員的毛澤東對他充滿了崇敬仰慕之情，而陳獨秀透過和毛澤東在建黨之前的幾度相會，也十分讚賞毛澤東不凡的革命精神和領導才華。
毛澤東與陳獨秀的第一次會面，是在他作為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領隊第一次到北京期間。雖然是第一次見到陳獨秀，但毛澤東卻與他神交已久。1917年1月，陳獨秀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從上海移至北京。陳獨秀撰寫的那些充滿火熱激情吹響革命號角的文章，使毛澤東醍醐灌頂、茅塞頓開。很快，毛澤東成了《新青年》的忠實讀者。同時，毛澤東還在《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一文，也使陳獨秀對筆名二十八畫生的毛澤東有了初步的印象。
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蔡和森等為赴法勤工儉學事宜來到北京。後來，在老師楊昌濟的幫助下，毛澤東到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10月的一天，作為北大文科學長的陳獨秀來到北大圖書館，在李大釗辦公室見到了毛澤東。這是毛澤東與陳獨秀的初次見面。此次見面時間非常短促，所談內容不外乎是新民學會在《新青年》雜誌影響下的有關情況。但就是這樣一次短暫的談話，卻讓毛澤東興奮不已。當天，他到楊昌濟家，對楊開慧說：“我今天見到陳獨秀了。陳先生見解精湛，敢做敢為，正是國家所需要的棟樑之才。這幾天，我在北京接觸了不少人，他給我的影響恐怕是最大的了。”
第一次在京期間，由於陳獨秀、李大釗的影響和幫助，毛澤東閱讀了不少進步書刊，參加了一些對自己影響很大的學術團體活動，使他“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思想越來越激進”，並開始信奉馬克思主義。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同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同學一起離京赴滬，並歡送首批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從上海啟程。
◆1919年，毛澤東在長沙。
1919年4月6日，毛澤東由上海回到長沙。回湘後，他一邊教書一邊宣傳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積極開展反帝愛國活動。7月14日，由毛澤東主編的湖南省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該刊仿效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每週評論”，每週出版一期，“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毛澤東將自己在長沙修業小學教課以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湘江評論》的編輯出版上。陳獨秀看到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後，十分讚賞。
1919年12月18日，作為“湖南驅張請願團”團長，毛澤東率100餘名代表抵達北京。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1920年元月初的一天，毛澤東前去看望剛被北洋政府釋放不久，暫住在箭桿衚衕20號朋友家養病的陳獨秀。陳獨秀十分驚喜。在陳獨秀被捕入獄後，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撰寫了《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在文中，他寫到“陳獨秀氏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實學界重鎮”，表示“陳君之被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並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於新思潮，使他越發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末”。在文末，毛澤東發自真心地寫到，“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如此高度讚頌一位在世的人，並高呼“萬歲”，由此也可見毛澤東對當時的陳獨秀推崇之情！
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除忙於“驅張”活動外，還充分利用在北京停留的機會，與陳獨秀和李大釗進行了幾次交談，進一步瞭解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通過幾次促膝交談，陳獨秀對毛澤東有了更深入的瞭解，也很欣賞他的好學善思和革命鬥爭精神。1920年1月5日，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題為《歡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在讚頌了湖南歷史上一些仁人志士的奮鬥精神後，說我們奮鬥不息的精神已漸漸在一班可愛可敬的青年身上覆活了。文中雖然沒有提及毛澤東的姓名，但所說的“一班可愛可敬的青年”，顯然是指與他有過接觸的毛澤東等一批來自湖南的青年才俊。陳獨秀不僅讚賞他們的革命精神，而且對他們寄予殷切的期望。
◆1920年1月，毛澤東與湖南進步團體“輔社”在北京的同仁遊覽陶然亭時合影。左四為毛澤東、左七為鄧中夏。
陳獨秀對毛澤東的進一步瞭解，是在毛澤東歡送第二批赴法勤工儉學人員第二次到上海逗留期間，這也是他們的第三次會面交談。此時，陳獨秀因躲避北洋軍閥的迫害，1920年2月由李大釗護送至天津，然後獨自秘密前往上海。6月，毛澤東去拜訪陳獨秀，進行了長談，一起討論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此後，他又偕同彭璜、李思安等多次登門求教。在會談中，陳獨秀同毛澤東談了一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以及自己的理解與認識，他對共產主義的炙熱情懷感染了毛澤東。陳獨秀不僅對毛澤東的“驅張運動”給予讚賞，並對“湖南改造促成會”提出了意見，還簡要地向毛澤東談了自己的建黨計劃。
陳獨秀透過與毛澤東的幾次會面，從他組織新民學會、創辦《湘江評論》、組織赴法勤工儉學、領導“驅張運動”和建立“湖南改造促成會”等一系列活動中，對他刮目相看，十分欣賞。
多次表揚毛澤東領導的湖南黨組織所取得的成績
1920年6月，歷時10個月的“驅張運動”以勝利而告終。毛澤東於7月初離開上海，7月7日回到長沙。
1920年8月，在陳獨秀主持下，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宣佈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陳獨秀為書記。不久，毛澤東擔任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主事(校長)。以此為掩護，他按照陳獨秀關於加大馬克思主義宣傳的要求，於8月初在長沙創辦了文化書社，並得到了陳獨秀的大力支援。陳獨秀為毛澤東向亞東圖書館作了300元營業額的擔保。長沙文化書社，不僅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建立中國共產黨湖南早期組織及開展活動的秘密聯絡機構。
在陳獨秀的支援下，1920年9月15日，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成立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確定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毛澤東被推選為書記幹事。這對於培養共產黨早期骨幹、建立湖南共產黨早期組織起了重要作用。11月，毛澤東又收到了陳獨秀、李達的來信和《共產黨》月刊，委託他建立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到，“陳先生與在湖南長沙主辦《湘江評論》的毛澤東等早有通訊聯絡，他很賞識毛澤東的才幹……他之成為湖南小組的主要發起人，則是由於陳獨秀先生的通訊鼓勵”。
1920年秋，毛澤東創辦的新民學會已擁有100多名會員，其中一些會員贊同馬克思主義，主張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11月，毛澤東、何叔衡、彭璜等人在長沙發起建立了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12月上旬，隨著湖南青年運動的發展，毛澤東邀請陳獨秀來長沙參加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陳獨秀一口應允，因他正好要到廣州就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一職，他計劃乘火車先到長沙，然後再南下廣州。後來，因改乘輪船走了海路，所以未能參加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大會。1921年1月13日，湖南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長沙成立，毛澤東任書記。
1921年6月29日，毛澤東偕何叔衡離開湖南秘密潛入上海。7月23日，毛澤東作為全國13名代表之一參加了中共一大。會上，他還發言介紹了長沙黨組織的活動情況。8月11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不久，在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設立分部，毛澤東任湖南分部主任。8月中旬，毛澤東回到長沙。
1921年10月10日，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正式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成員有何叔衡、易禮容等。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省級黨支部。11月，陳獨秀以中央局書記名義，起草並向全國各地黨組織發出了黨中央的第一份檔案—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佈置1922年7月以前在成立黨的地方執行委員會、青年團、工人運動和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四個方面的任務，要求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5個區，在年內各發展黨員30人。毛澤東接到中央通告後，積極貫徹落實中央佈置的任務。
在成立黨的地方執行委員會方面，毛澤東先後在長沙、衡陽、安源等地積極活動，秘密發展黨員，很快發展到40人，並相繼成立了中共安源路礦支部、中共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支部、中共湖南自修大學支部、中共衡陽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支部，統歸中共湖南支部領導。在湖南建黨過程中，黨中央及陳獨秀也給予毛澤東積極的幫助。1921年11月，旅法的李立三回國後，陳獨秀派他赴湘工作。1922年5月，陳獨秀又應毛澤東的要求，把在團中央工作的張秋人派到湘南開展工作。同年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毛澤東為書記。
在青年團工作方面，1922年6月1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改組大會，被推選為書記。中央《通告》要求1922年7月全國團員達到200人，而這時衡陽一個小縣已有50人；長沙一區就要團章“千份”，可見其工作之出色。為此，黨中央和陳獨秀十分讚賞青年團長沙區委的工作，曾決定青年團二大在長沙舉行，後來因長沙發生“六一慘案”，局勢惡化，才改在南京舉行。
在開展工人運動方面，1921年12月25日，根據中共中央和陳獨秀的要求，毛澤東和湖南黨組織透過湖南勞工會、湖南省學生聯合會發動一萬多名工人和群眾，舉行了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召開的損害中國主權的太平洋會議的示威遊行；1922年9月14日，毛澤東和中共湘區區委領導了安源路礦工人17000餘人的大罷工，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中“絕無而僅有”的成功範例。11月5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正式成立，毛澤東被推為總幹事。1922-1923年，湖南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共組織了20多個工會，會員四五萬人，取得了全部罷工鬥爭的勝利，特別是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的勝利，成為全國的一面旗幟。“二七慘案”後，全國各地工運成果相繼喪失，唯獨湖南工運紅旗巋然不倒。
在出版馬克思主義著作方面，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在寫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的關於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報告中說，《嚮導》週報的銷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
在黨中央及陳獨秀的領導下和毛澤東等人的努力下，中共湘區區委在當時全國五大區委中，隊伍最整齊，工作最出色。毛澤東在湖南貫徹中央《通告》取得的出色成績，引起了黨中央的特別注意。為此，多次受到陳獨秀的表揚。
提攜毛澤東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擔任二把手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舉行。在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局成員，並擔任中央局秘書，這是毛澤東首次進入黨的中央領導核心層。而在遵義會議時毛澤東再次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層則是12年以後的事了。
1923年1月，陳獨秀著手籌備中共三大，決定調毛澤東到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由李維漢接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4月，毛澤東由長沙抵達上海。毛澤東來到中央以後，與陳獨秀接觸的機會多了。他們經常就一些黨的建設問題以及黨的方針政策交換意見，制定政策，指導全黨的工作。
1923年6月上旬，毛澤東離開上海到廣州。作為中共湘區黨組織代表，他出席了中共三大，並在發言中介紹了湖南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的情況。陳獨秀在代表中共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所作的報告中，批評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的工作，唯獨表揚了湖南，他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在中共三大上，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為候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毛澤東時年30歲，剛好是而立之年。
“中央局秘書”一職，是中共第三屆中央委員會特設的，實際上相當於後來設中央主席時的總書記。其時，毛澤東成為黨中央領導核心層的第二把手。對於秘書的職責，《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員（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訊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檔案。”此外，《組織法》還特別規定：“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執行委員會之一切會議，須由委員長與秘書召集之，附加會議之日程。”會後，毛澤東與陳獨秀共同負責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這一時期，陳獨秀是毛澤東敬重的上級，毛澤東是陳獨秀信賴的助手。毛澤東的才幹和勤奮，深得陳獨秀讚賞。
中共三大後，毛澤東還經常代表中央獨立簽發檔案，指導地方工作，可見陳獨秀對他的信任。例如，1923年8月，他代表中央指導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國民黨總務部的委託，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同時，又代表中央指導團中央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至29日，毛澤東和陳獨秀一起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2月，受陳獨秀和中共中央的委派，毛澤東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等職。在陳獨秀和孫中山的指導下，毛澤東為國民黨在上海地區的組織建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根據中共三大制定的路線、方針和形勢的要求，自1924年4月19日至11月1日，毛澤東和陳獨秀代表黨中央聯名發出了中共中央通告第13號、14號、15號、17號、21號等檔案。這些檔案，重申了中共中央關於國共合作的方針，從而加快了國共合作的步伐。
1924年5月，毛澤東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之後和陳獨秀的關係更是密切。這年八九月份，倆人多次代表中央簽發關於籌備中共四大的檔案。12月，毛澤東積勞成疾，經陳獨秀和中共中央同意，偕楊開慧由上海回湖南“養病”。
1925年10月5日，經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推薦和中共中央批准，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在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時，他密切配合陳獨秀對戴季陶反共小冊子的批判。這一時期，毛澤東與陳獨秀多次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他們密切配合，積極貫徹“團結左派，打擊右派，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方針，有力促進了國共第一次合作。透過這三四年陳獨秀的提攜和工作中的鍛鍊，毛澤東迅速成長起來。
1926年2月5日，毛澤東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3月19日，被任命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和5月15日蔣介石“整理黨務案”之後，毛澤東決定將主要精力由工人運動轉向農民運動。11月，毛澤東到上海就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負責領導全國農民運動。
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毛澤東參加了會議。陳獨秀主持會議並作了政治報告，通過了《農民運動議決案》。一直對農民抱有偏見的陳獨秀嚴厲指責湖南農民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不贊成當前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反對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農民運動。同時，在對國共合作、武裝鬥爭、領導作風等問題上，他們的分歧和矛盾逐步擴大。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右傾政策開始產生極大的質疑，倆人的關係出現了裂痕，直至最終在革命道路上分道揚鑣。
編輯｜侯夢瑋
責編｜王媛媛
編審｜項東民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