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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明治政府在參謀本部鋪設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向戰爭了。但局勢發展如此之快，卻出乎明治天皇睦仁和內閣大臣的意料。因此，在日本政府內部一度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亂。
開戰之後，明治天皇睦仁憂心忡忡地聲言：“這次戰爭是大臣的戰爭，而不是我的戰爭”。“如此原非本意的事情，當不敢冒昧向神明奉告。”並拒絕派敕使向伊勢神宮報告開戰之事。伊藤博文在寫給陸奧宗光的信中亦稱：“和你一樣，不知不覺地就乘船出洋了。”
1、活躍在中國的日本間諜們
日本從來把間諜視為軍部的“手足和耳目”，唯有依靠他們才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甲午戰爭以前，日本在華間諜活動全由陸軍省和海軍省所派的武官來領導。日本既挑起戰爭之後，眼看撤使在即，不得不對在華的諜報工作重新進行佈置。
日本海軍在豐島海面對北洋艦隊實行突然襲擊，並擊沉了裝載清軍的英國商船高升號，此事震驚中外。
從1894年春日本蓄謀挑起侵略戰爭以來，日本間諜機關便加強了在中國的活動。天津的日本領事館是日本在華情報中心之一。
因為這裡乃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的駐地，既靠近北京，又是陸海交通的樞紐，所以日本間諜機關對此地極為重視。陸軍少佐神尾光臣、海軍少佐井上敏夫、海軍大尉瀧川具和等人，都是老牌的日本間諜，以駐中國公使館武官的名義派遣來華，卻不駐北京，而長期駐天津。
為了便於開展活動，日本間諜機關還在天津紫竹林開設了一家松昌洋行，以做生意為名蒐集軍事情報。
根據日本間諜的內部分工，神尾光臣負責專門探察李鴻章的行事和意圖，瀧川具和負責調查直隸海岸地理形勢和蒐集海軍衙門的情報，井上敏夫前往煙臺負責偵察北洋艦隊的行蹤。
為了達到偷襲的卑劣目的，日本間諜機關決定首先要搞到中國的運兵計劃。在此以前，駐松昌洋行的日本間諜石川伍一，已經透過護衛營弁目汪開甲結識了天津軍械局書辦劉棻中日兩國宣戰以後，化裝潛伏在天津的石川伍一被查獲。此案曾轟動一時，朝野為之震動。因此，當時人們斷定，日本海軍在豐島海面的偷襲，與劉棻提供的情報是有關係的。
事實上，當時日本間諜要搞清中國的運兵情況，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豐島海戰爆發前，日本間諜特務集天津，四處偵探無孔不入，活動相當猖狂。
“倭領事及武隨員二人，自5月初至今日派奸細二三十人，分赴各營各處偵探，並有改裝薙髮者。”
對此，中國當局長期熟視無睹，泰然處之。尤為甚者，連海口碼頭重地也“令在華倭人自如偵探”。
據目睹此情形者說：
7月22日徬晚，中國所租的運兵船飛鯨號從塘沽起航時，“見倭夷往來不絕。凡我船開行，彼即細為查探。非但常在碼頭梭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鉛筆、洋簿，將所載物件逐一記數。竟無委員、巡丁驅逐”。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運兵計劃有何保密可言？
當時，李鴻章所派“照料”愛仁號運兵船的德商信義洋行滿德，事後寫了一份報告上於李鴻章，裡面十分具體地談到了日本間諜的活動情況：
“倭人在中竟能洞悉中國軍事，此非滿德臆造妄言。即如滿德奉憲委乘愛仁輪船運兵赴牙山事，當滿德未抵塘沽時，居然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華、英、德、法言語俱能精通，看他與人言論間…隨時用鉛筆注載。此小行洋人俾爾福所見。及滿德坐火車時，又有一倭人同載，滿德並未敢與之交淡，則愛仁、飛鯨、高升船載若干兵，若干餉，何人護送，赴何口岸，該倭人無不了徹於胸也。”
中國運兵船在碼頭停泊期間和出發時，一直處在日本間諜的嚴密監視之下，而且任其“自如偵探”，這才是“師期暗洩機要，遂致高升被擊，船沒師熸”的真正原因。何況李鴻章的直隸總督衙門裡還有內奸。
據石川伍一供稱：
“打電報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裡送出來的。電是領事府打的。所供是實。”
2、潛伏在中國的日諜
在偵察中國派兵情況的同時，日本間諜機關還把注意力集中於駐泊在威海衛港內的北洋艦隊，以掌握中國護衛運兵船的計劃。
為此，特密電正在漢口活動的著名間諜宗方小太郎，由漢口到煙臺日本領事館向井上敏夫武官報到。
宗方小太郎，1864年生，日本熊本縣人。1884年宗方來到中國，曾花三年時間遊歷中國北部九省，調查政治、經濟、軍事、礦產及風俗人情等狀況。1887年，在漢口參加以樂善堂商號為掩護的日本間諜機關。後任日本在華間諜機關北京支部的負責人。
1890年，日本間諜機關在上海設立日清貿易研究所，專門從日本國內招收青年進行間諜訓練，宗方任該所的學生監督。日本間諜上級機關特地把這樣一個富有經驗的間諜派到煙臺，可見對這個任務是多麼重視。7月5日，宗方抵煙臺，即赴領事館報到。宗方的任務是偵探北洋艦隊的動向，並用暗號報告上海轉電東京。
7日，宗方決定“秘密赴威海衛軍港偵探”。8日，宗方化裝為農民，由煙臺出發。10日抵威海，夜登環翠樓“眺望灣內形勢及燈臺點火”。
11日登威海城東門，“視察港內。在劉公島前，港南北有40裡，碇泊軍艦13艘”。
13日，宗方回煙臺後，又派偵察員去威海，以監視北洋艦隊之行蹤。16日，濟遠、威遠二艦從上海抵煙臺，宗方登濟遠艦“觀察裝載之兵器”，並探知二艦將去朝鮮。
19日，所派偵察員返回煙臺，報告北洋艦隊“已作準備，將於今日或明日相率赴朝鮮。”
20日，日本海軍軍令部部長樺山資紀海軍中將，親乘山城丸由橫須賀出發，於22日午後5時抵達佐世保，向艦隊傳達了參謀總長殿下的令旨。根據樺山的部署，白本聯合艦隊第二天便從佐世保向朝鮮西海岸進發，以尋找中國軍艦和運兵船實行襲擊。
後來，宗方小太郎的密友緒方二三便說，日本海軍在豐島海上之獲勝，多得利於宗方情報之及時，誠哉斯言！
日本既挑起戰爭之後，眼看撤使在即，還需要繼續發揮軍部“手足和耳目”的重要作用，便又對在華的諜報工作重新進行部署。
7月28日，即中日宣戰的前三天，日本在天津的一些重要間諜分子聚會。
參加這次天津聚會的有：
駐華武官陸軍少佐神尾光臣、海軍大尉瀧川具和（化名堤虎吉）、陸軍中尉山田要、林正夫、以及石川伍一和鍾崎三郎。並將已調至煙臺的宗方小太郎亦招至相商。聚會的地點即在天津紫竹林的松昌洋行內。
當天宗方小太郎在日記中寫道：
“乘2時30分頭等火車赴天津。過軍糧城站，兩個小時抵天津。至松昌洋行，面會石川伍一、堤、山田、林。夜與堤、石川同訪神尾陸軍少佐，有所商量。又與石川伍一至三井訪吳永壽。同石川、鍾崎長談至深夜，1時半就寢。本日恰為盛軍餘部乘海定號出口之日也。”
29日，他們又討論了一天。
最後，商定的內容大致如下：
一、北京、天津、煙臺三地使領館人員撤退後，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仍予保留，故以上海為諜報工作的指揮中心。二、陸軍省員山田要和海軍省員瀧川具和個人提出，繼續留住天津。三、北京使館撤退後，將在奉天的前陸軍少尉川煙丈之助調至北京。四、宗方小太郎仍回煙臺，負責監視北洋艦隊的行蹤。
會後，宗方於31日回到煙臺，川煙也於8月1日過煙臺前往北京。
8月2日，即中日宣戰的次日晨5時，日本臨時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從通州乘船東行，於3日上午11時到天津，上岸在紫竹林旅館暫住。
公使館二等書記官中島雄、三等書記官鄭永昌、外交官補松方正作、書記生高洲太助等隨行。小村離北京前，曾與英國公使歐格訥會面，告知欲留山田要、瀧川具和兩名武官在華之意，歐格訥表示贊同。是日，美國駐天津領事李德來訪小村。
談話間，李德表示不同意山田、瀧川繼續留住天津，謂：“果如英國公使所告，則有因此而妨害租界地安寧之慮。”小村認為李德既如此建議，只好命山田、瀧川同路返國。
僅石川伍一、鍾崎三郎“瓣發清服之二人，因陸海軍務之關係，經山田、堤兩氏提議，批准其繼續滯留。”
對此，李德表示同意，但建議“兩人不能立即進入租界地”。先是在8月2日晚9時，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已次、武官神尾光臣、林正夫等乘小火輪赴塘沽，換乘英船重慶號後，擬於次日晨出口。當天夜間，重慶號正停泊在塘沽碼頭時，突有十餘人闖入輪船，將船上的日本男女捆綁起來擁下船去。因清兵聞訊趕來，才未發展為嚴重事件。
事後查明，事件為首者賈長瑞，乃通永練軍左營六品軍功賈長和之弟，因其兄在高升號上被日人轟斃，而產生復仇之心。但是，當時卻誤傳此事系清軍乾的。為此，美國領事李德曾提出交涉。日本間諜也很緊張，因為在事件發生時日人丟失了一件重要的秘函。
宗方小太郎在日記中記述此事道：
“在大沽遭到中國兵暴行之際，堤氏寄給並上之有關軍事上的秘函為兵士所奪去。因此，官府對殘留於天津之邦人注意甚嚴，形勢為不穩。”
此時，潛伏在天津的鍾崎三郎見事不妙，急忙逃往山海關，只將石川伍一留在天津。
3、宗方小太郎的影響
8月4日上午，荒川已次、神尾光臣、林正夫等所乘重慶號駛抵煙臺。駐煙臺的日本武官井上敏夫、領事伊集院彥吉、書記生橫田三郎等亦上重慶號，赴上海換輪迴國。
是日，宗方小太郎記道：
“帝國國民而留於此地者，僅予一人而已。函上海田鍋氏報告予留煙之事。午前，與井上少佐交待完畢，予繼續其事務。井上氏亦與領事今日一同歸國。領取偵察費567元。”
於是，宗方便一個人在日本領事館潛伏下來。
同一天，小村壽太郎一行坐小火輪赴塘沽，山田要和瀧川具和皆隨行。8月5日，乘英船通州號出口。8日，通州號抵上海。
此時，日本駐華公使、領事及武官皆集於上海。井上敏夫先於11日先回國。小村及其他領事、武官則於12日乘法船亞拉號離滬。
日本使領人員撤退時，在華日本間諜的分佈情況大致如下：
北京：川煙丈之助天津：石川伍一山海關：鍾崎三郎煙臺：宗方小太郎浙江：高見武夫上海：大越成德（總領事）、根津一（陸軍大尉）、津川溓光(海軍大尉)、黑井悌次郎（海軍大尉）、田鍋安之助、前田彪、松田滿雄、成田煉之助、景山長次郎、伊東文五郎、福原林平、楠內友次郎、藤島武彥。
由於清政府嚴令查辦日本奸細，除上海一地外，其他各地的日本間諜都未能長期潛伏下來。天津的石川伍一，在小村壽太郎離開天津的當天即被逮捕。潛居普陀山法雨寺的高見武夫，因被藤島武彥供出，尚未來得及活動也被捕了。
北京的川煙丈之助，見處境危險，由美國公使出面交涉，以在華“學生”的名義發給護照回國。鍾崎三郎在山海關一帶活動了一些時間，才輾轉逃回日本。
宗方小太郎在煙臺活動的時間也不長，卻蒐集了大量重要的情報。
茲摘其接替井上敏夫工作後的日記如下：
8月5日午後7時，軍艦鎮邊入港，蓋為購買糧食自威海來者也。即派人探聽威海之動靜。自威海至成山角之電線已架設完成，山東布政使帶兵6營駐防於該地雲。本港附近地方招募兵勇200餘人赴旅順，歸提督宋慶節制。8月6日午前7時，通州號自天津入港，我小村公使等搭乘該船回國。予以一函致書記官中島雄。作致上海東文三氏報告書二通，報告北洋之動靜。託中島氏送出（第11號)。8月7日本日派高兒至威海，使之窺伺動靜。8月8日本日派穆十至旅順，使之換聽情況。下午2時，以前派往旅順之遲某（舊曆六月十七日出發）經過21天歸來。8月10日武昌號入口，下午3時開往上海。致函東文三氏，報告威海、旅順之形勢。此函寄至四馬路三山公所，由白巖轉交（第12號）。下午3時，高某自威海歸來。目下碇泊於該港之兵船有鎮遠、定遠、經遠、靖遠、來遠、致遠、平遠、超勇、成遠、廣丙、廣甲、康濟、湄雲、鎮東、鎮中、鎮北、鎮邊17艘，外尚有魚雷艇4只。（昨9日下午3時所見。）暮時，煙臺市中宣傳我艦積窺同成海式開炮數發而去，人心頗為洶洶。8月11日午前有便船，送出致上海東氏關於威海之報告，託田鍋氏轉交（第13號）。帝國軍艦昨日炮擊威海之說證實。本日碇泊於威海之艦悉行出口，權留俠東、鎮北、鎮中、鎮邊4艘雲。此說系自威海歸來之送信者所報告。8月13日傳說孫金彪派兵二營駐紮於煙臺威海間要地。8月14日10日鎮遠、定遠、來遠、致遠、經遠、靖遠、廣甲、廣丙、濟遠(10日下午修竣歸自旅順)、平遠、揚威11艦，帶魚雷兩隻，自威海出發，赴朝鮮近海，因未遇敵艦，於13日返威海雲。本日鎮遠、定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廣甲、廣丙8艦出成海，巡航旅順、大沾等地方。8月17日託中國信局（由田鍋氏轉交）送出致上海東文三氏報告（第15號)。駐防於旅順之豫軍8營於14日陸路向朝鮮出發雲。8月19日廣乙號逃難兵本月14日自威海出發，據來到本地者說：目下威海僅有超勇及魚雷艇3只，其餘船隻大都赴大沽、山海關一帶，裝載陸軍送往沙河子云。丁汝昌目下亦在天津。此外，鎮北、鎮中、鎮邊、鎮東四小艦在威(18日午前)。上海東氏函到，謂予之12號報告未送到雲。8月21日本日午前送出致東氏報告（第16號）。下午派遣高某至天津，使之窺探石川之現狀，兼探聽津沽之動靜。8月26日下午，上海伊東氏派來特使，稱東京本部來電，命予速至上海。蓋以予之第12號密函、15號函落於中國官府之手也。
由於宗方的密函在上海為中國探員沈守敦所截獲，上海官廳知照登萊青道劉含芳在煙臺逮捕宗方。宗方遂於29日乘怡和洋行的連升號潛往上海，然後乘英船回國。
4、潛伏日諜如何完成使命？
宗方小太郎潛伏煙臺，透過派出偵探的辦法嚴密監視北洋艦隊的動靜，並隨時秘報上海轉電本國。
8月10日日本聯合艦隊襲擊威海衛，即是根據宗方第11號報告的建議。
宗方在8月6日的報告中稱：
“北洋艦隊之勢力自上月24〔25〕日在仁川近海小敗以後，似頗受挫折。以今日之情況估計，已可斷定中國艦隊已捨棄進取之策，改為退守之計。依鄱人所見言之，北洋艦隊決不能超出北緯16度之外。昨日下午，鎮邊號開入海港。茲就艦上之人探聽：目下碇泊於威海之艦數僅鎮遠、定遠、來遠、經遠、致遠、鎮西、鎮中、鎮北、鎮東九艦；此外，為平遠、靖遠、超勇、揚威、康濟、威遠等艦，則已出口進攻雲。”
這一估計是符合實際情況的。豐島海戰後，李鴻章即指示丁汝昌“相機進退，能保全堅船為妥”。
8月5日，李鴻章又提出：
“我軍只八艦為可用，北洋千里全資遮蔽，實未敢輕於一擲，致近畿竹戶洞開。牙山軍覆何堪海軍覆被推折？”
後則真的下令北洋艦隊不許遠航北緯38度以外：
“兵船赴大同江，遇敵勢將接仗。無論勝負，不必再往鴨綠江口，恐日本大隊船尾追入北洋。妥慎防之！”
因此，宗方進一步向日本海軍省建議：
“以目下之形勢而言，中國斷無使自身之要地空虛而向朝鮮進攻之勇氣。由此觀之，雖有所謂以威海艦隊之半數開向朝鮮說，其實可能派至旅順地方。今日之急務，為以我之艦隊突入渤海海口，以試北洋艦隊之勇怯。彼若有勇氣，則出威海、旅順作戰，彼若不出，則可知其怯。我若進而攻擊鹹海、旅順，則甚為不利；應將其誘出洋麵，二決雌雄。否則，持重於朝鮮近海，以待彼之到來，其中雖必有所深謀遠慮，然為鄙人所不能理解者也。依鄙人之見，我國人多數對中國過於重視，徒然在兵器、軍艦、財力、兵數之統計比較上斷定勝負，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勝矣。噫！今日之事，唯有突擊之一法。‘突擊’二字，雖頗似無謀之言，然而不可不知無謀即有望也。”
大本營完全採納了宗方的建議，於8月10日對威海港發動了襲擊。這次襲擊對清政府震動很大，不知日本海軍的意圖所在，因此疑慮萬端，連連下令催北洋艦隊出洋“截擊”或“跟蹤擊剿”，這樣反使北洋艦隊在戰略上更加陷入被動。
日本在上海的諜報工作開始碰到了一些挫折。由於清政府援朝部隊主要在營口上岸，日本大本營需要摸清中國的派兵數字，便由陸軍省命令上海的根津一派間諜前往偵察。中日宣戰後，先派福原林平和楠內友次郎前去，未上船即被逮捕。
又派藤島武彥約高見武夫同去，亦皆被捕。8月下旬，最後決定派前田彪、松田滿雄、成田練之助、景山長次郎四人結伴前往，由前田彪化裝為富商、松田、成田、景山三人皆化裝為僕人，才順利到達營口。他們分頭活動，瞭解清軍的兵力情況，然後用暗語電告上海轉報本國，終於完成了此次偵探任務。
宣戰後的頭一個月，日本在華間諜的活動非常活躍，雖有一些人被捕，但多數還是完成了使命。其中，宗方小太郎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據說，當時他的報告“只有海軍大臣、次官、軍令部長等首長方能閱讀，他對海軍決定對華戰略作出非常的貢獻。”
甚至有人把日本海軍在黃海海戰中的戰績也歸功於宗方，認為：
“在軍歌中所唱的‘不見煙也沒有云’的黃海海戰中，宗方為日本艦隊打敗中國艦隊立下了偉大的功勳。”
這些話雖不無誇大之處，但也說明了軍部的“手足和耳目”在日本發動和進行這場侵略戰爭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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