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多家媒體公開報道，1月24日上午，歷史學家戴逸逝世。
對歷史和修史的重視，是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中國擁有最多的官修歷史，幾乎每個朝代建立之後，都要重修前代史書，建立自己的官修史書體系。“二十四史”中除了前幾部，幾乎都是官修史書。
以“二十四史”為“正史”，是清乾隆皇帝的欽定。但也恰是在清王朝結束之後，由於中國開始了近現代化的歷程，這一修史傳統也難以為繼。雖有《清史稿》問世，但其是清代遺老遺少所寫，無論立場和編纂質量都不理想。編纂清史，在新中國成立後仍屢被提上日程。現在，新的《清史》已進入最後審稿階段。
我們曾在2017年採訪了戴逸教授，彼時他在主持《清史》編纂工作，而這項工作他已經做了四十年。如今，戴老先生仙逝，我們特整理重新刊發此文，聽他講自己在人民大學任教七十年的經歷，和他對編修清史的思考。
採寫 | 新京報特約記者 宋晨希
戴逸，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現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2013年，獲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主要著作有《簡明清史》《中國近代史稿》《乾隆帝及其時代》《繁露集》，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鑑》《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清通鑑》等。新京報記者 王嘉寧 攝
從講授黨史到中國近代史，再到後來研究清史，戴逸已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70餘年。他的治學經歷是沿著“逆向回溯”的路徑進行。76歲時，戴逸憑藉著一個歷史學家的良知和責任感，毅然受命組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並擔任主任一職。經過十餘年漫長而艱苦的工作，這部由國內2000多名清史學者共同參與完成的多達3000萬字的《清史》，已進入最後審稿階段。戴逸說：“能夠參加《清史》編纂，是人生最大的幸運。”
從黨史教師到近代史專家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出生於江蘇常熟。戴秉衡從小就對歷史故事抱有天然的興趣，幾乎將父母給的所有零用錢都花在了租賃歷史故事書上面。
1937年抗戰爆發之後，年僅11歲的戴秉衡隨父親和姐姐避難上海，並在那裡完成了自己的初高中學業。戴秉衡除了完成學業外，將業餘時間全部花在閱讀《左傳》《史記》等傳統經典上。有一次，為了補全自己在舊書店購買的殘缺本《昭明文選》，他整整一個月閉門不出，將殘缺的內容全部抄寫一遍，並裝訂成冊，幼年打下的傳統文化功底，為他後來的研究之路埋下伏筆。
《戴逸自選集》
作者：戴逸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年8月
1946年，出於對歷史研究的熱愛，戴秉衡義無反顧地從已經讀了兩年的上海交通大學鐵道管理系退學，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北大濃厚的學習氛圍和雄厚的師資力量，讓戴秉衡立下了畢生研究歷史的志向。
當時，國民黨政權正處在風雨飄搖之中，開始在大學裡鎮壓學生們的愛國民主運動，戴秉衡因在北大參加學生運動遭到政府通緝。在地下黨的保護下，戴秉衡才遠奔解放區，在華北大學學習中共黨史和革命史，並最終留校任教。為了防止國民黨發現自己投奔共產黨而連累家人，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戴逸”。
1949年4月，華北大學搬到剛解放不久的北平。1950年10月3日，以華北大學為基礎合併組建的中國人民大學正式開學，人民大學成為新中國創辦的第一所新型的正規大學。
在戴逸看來，新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與之前從民國延續下來的大學有著諸多不同。人民大學以培養革命幹部和經濟人才為目的，應用性強，課程設定上比較務實，比如設立貿易系、外交系、工業經濟系和農業經濟系等，同時也注重政治理論課，如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黨史都是人民大學最早的專業課，戴逸負責的就是講授黨史。
1956年，人民大學決定增設中國近代史學科。戴逸回憶道，“我們中國歷史界有個毛病，就是厚古薄今，老師們喜歡講春秋戰國，好像到漢代以後就沒有什麼可講的了。當時幾乎沒有老師做近代史研究，學校就把我調過去補空缺，一開始，研究近代史並不是我的主觀意願。”從那時起，戴逸連續在研究生班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開啟了1949年以後在高校講授中國近代史的先河。
1958年，戴逸將兩年來的教學經驗和潛心研究的成果進行總結，並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分析工具，為中國近代史的脈絡尋找出一條整體邏輯，撰寫完成了《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被當時的學者評價為“一本流行很廣的好書”。
《中國近代史稿》
作者：戴逸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1月
由於好學深思和筆耕不輟，戴逸多次被中宣部、北京市委宣傳部臨時借調參與重要文稿的寫作。時任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中宣部副部長周揚都對他有良好的印象，這也為他後來參與國家清史編纂工作奠定了基礎。
命運多舛的清史編纂計劃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時任國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就提出要編纂兩套歷史書的設想，一是中國共產黨黨史，二是清朝歷史。
《簡明清史》
作者：戴逸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年9月
“清朝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對當今中國的影響最為密切，我們要了解現在的中國問題，必須徹底瞭解清朝的統治。”戴逸說道，“清朝滅亡以後，民國曾經修過一部《清史稿》。但因為都是清代遺老遺少所寫，他們是站在清朝的立場上來寫的，歌頌清朝，反對革命，把國民黨叫作‘亂黨’，甚至史書裡都不提孫中山。所以，民國時期，《清史稿》一直被當作禁書。”可惜，當時百廢待興，編纂一部客觀公正的清史，雖然得到毛澤東的首肯，但還是因客觀原因被擱淺。
直到1978年，編纂清史被再次提上日程。為編纂清史積蓄力量，人大成立了清史研究所，由戴逸擔任所長。為了將清代歷史大的脈絡搞清楚，他花費7年時間主編《簡明清史》，這是1949年後，第一部系統完整論述清朝歷史的專著。此後，戴逸潛心研讀清代文獻檔案，梳理乾隆一生的功過得失，寫出《乾隆帝及其時代》。乾隆檔案有40函，還有4萬多首詩，戴逸花兩年多時間全部看完了。深入資料，擺脫之前以論帶史的傳統，既書寫乾隆對維護國家統一作出的貢獻，也批判乾隆奢靡的生活，讓人們第一次不用臉譜化的方式看待清代帝王。
《乾隆帝及其時代》
作者：戴逸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8年3月
2002年，國家正式決定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並任命戴逸為主任。在他的牽頭下，這部書聚集了全國2000多名清史專家，從大量的原始檔案中進行篩選和編纂，儘量容納最新的學術觀點。耗時15年，這項浩大的工程即將在明年完工，談到對這部書的期望，戴逸說：“我希望未來人們想詳細瞭解清史，就來看我們編的這部書。”
對話戴逸
清朝形成多民族國家格局
新京報：你主持編纂的這部《清史》，在內容和體例上有何創新？
戴逸：這部《清史》仍舊是在傳統的“二十四史”體例上進行創新。眾所周知，舊有的“二十四史”中有本紀，即皇帝的傳；志，主要是典章制度；表，一般是人名和事件的羅列；傳則是所有名人的傳記。在這部《清史》裡面，我們則把傳統的《皇帝本紀》變成了《通紀》，即敘述整個歷史發展中的大事件。《清史》加入了《典志》，將清代末期出現的近代化因素全部囊括進去，比如鐵路、電報等等。還特別設立了《城市志》，重點寫受到現代化衝擊之後出現的新城市，如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和安徽蚌埠這種交通樞紐城市。新的《清史》還從20多萬張圖裡面選出7000多張圖畫和照片，這也是之前“二十四史”不曾出現過的。
新京報：你對當前中國歷史學界的研究有何建議？
戴逸：我不太同意研究太小的題目，搞碎片化的研究，因為這樣不能形成規模，無法看出歷史的前因後果。歷史是“知古而鑑今”，要從歷史中找到對現實的借鑑意義。歷史學者要從全域性看歷史，比如清朝200多年是怎麼發展的，又是怎麼滅亡的，清朝有什麼功績，做了哪些大事？清史是我們的新興學科，清朝滅亡以後，不論是國民黨，還是“文革”之前，我們對清史沒有絲毫肯定的地方。可現在，我們逐漸發現了清朝的價值，清朝奠定了我們大一統的版圖，形成了我們現在多民族國家發展的局面，這些全部是清朝帶給我們的意義。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採寫：宋晨希；編輯：徐學勤、趙勇力、小鹽、走走；校對：盧茜。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時間的刻度：新京報年度好書20年》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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