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濤，雲南民族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雲南省廣告與品牌研究院研究員。
彭蘭（通訊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本文系2022年度雲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案《新媒體賦能“三區三州”鄉村振興的實踐路徑研究》（專案編號：YB2022090）的階段性成果。
2022年底，ChatGPT橫空出世。這個能夠以“類人”的方式回答問題和回應指令的生成式人工智慧程式，一經問世便迅速成為大眾和學界關注的焦點。作為一種典型的技術“湧現”，由ChatGPT引爆的生成式人工智慧現象，不僅激發了萬千人的想象和熱情，也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社會話題和研究議題。“雖然沒有人能夠預測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會把人類帶向何處，但是它們將根本性地改變人類的知識獲得與知識生產規則，並對社會產生巨大影響，這似乎已經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劉海龍，連曉東，2023）顯然，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技術突破，在帶來廣泛社會影響的同時，也將開闢新媒體環境的新生態。
那麼，在生成式人工智慧時代，新媒體研究將迎來實踐和哲學層面的何種變革與挑戰？這種變革是否會上升到人們的認知方式和情感結構、甚至社會結構層面？2023年，僅僅一年時間，圍繞ChatGPT的應用以及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所進行的大量討論，已經深入到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例如，《新聞大學》《新聞界》《新聞與寫作》《探索與爭鳴》等刊物紛紛開設專題對上述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來自不同學科的眾多學者，從人與技術的關係、知識與認知創新、技術倫理、智慧應用等諸多方面加以探索和討論，從而在整體上將2023年的新媒體研究帶入了一個人工智慧時代的“問題域”。
一
ChatGPT視域下的人機新關係和新交往
ChatGPT誘發了新一輪人工智慧革命，而在由其所誘發的諸多議題中，人工智慧與人類自身的關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機交往問題日益彰顯。正如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所指出，技術不僅僅是一種手段，還在構造人與世界的關係。面對這種人機新關係和新交往，學者們的討論既包含著對技術造福人類的期待，更懷有對開啟潘多拉魔盒造成技術失控的擔憂。
人工智慧的興起，使人類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交往的“賽博格化”。杜駿飛（2023）認為，ChatGPT的出現，宣告數字交往2.0時代的開啟，其特徵是人與人、人與非人之間的AI輔助交往，其本質的變革則是發生於人的生命與人工生命之間的聯結——一種跨生命的交往。而基於數字交往革命，人類與AI之間建立起廣泛且日常化的生存聯結。由此，在一個AI崛起的時代，自然生命與人工生命之間的“跨生命交往”成為可能，而更重要的是，這種交往革命也在重新定義生命本體。彭蘭（2023a）持有相近的觀點，她透過對智慧傳播所涉及的三種新人機關係及其執行邏輯的梳理，認為在ChatGPT以及其他AIGC技術的推動下，“人機協同”將從媒體或其他行業性應用向個體的生活層面滲透；“人機交流”也將日益普及——它在給人們帶來相應滿足的同時，也可能對既有的人際交流形成挑戰與破壞；而未來的智慧傳播，將越來越多地以“人機共生”的新身體——“賽博格”為基礎，並且基於這種新的身體的自我傳播也將對人產生日益深遠的影響。
張洪忠等（2023a）從準社會交往理論切入，認為ChatGPT透過吸引、強化互動和場景塑造三個步驟建構了其與人的準社會交往關係過程——這是一種準社會交往的新模式。由於ChatGPT能充分發揮其工具功能，深度嵌入人類日常生活，從而使得其與人的準社會交往關係能夠形成更強的現實影響力。張微等（2023a）則基於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從語言和行為維度分析了ChatGPT如何形成以及形成了何種可能的人機交往。她們同樣發現，未來的人機交往將形成人機異質主體間性、人機交往理性和對人的有限性的超越。由此，基於ChatGPT發展下的人機交往現實和未來，未來的人機傳播研究可以探索機器與人類之間基於對稱的語言能力所形成的交往關係，探究人機交往活動如何形塑和建構人機共生社會。彭蘭（2023b）從AIGC領域的技術發展切入，思考人機新關係。她認為，AIGC技術推動的藝術創作會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藝術化生存”成為普通人的新常態；另一方面，AIGC也會帶來高度虛構化的視覺空間以及幻像化的人，如人的數字化身或各種虛擬人，從而使得現實與虛幻的界限進一步被模糊。
交流一直被認為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先決條件，換言之，交流生成了人的主體性。顯然，人工智慧作為數字智慧的自主性，重新整理了人類主體的定義。那麼，如何看待人工智慧的這種自主性？又如何對新人機關係中智慧機器的自主性進行重新定位？進而深入理解即將到來的人機共生關係？幾位學者都關注到了ChatGPT的“他者性”問題。劉海龍、連曉東（2023）認為，雖然ChatGPT被設定為缺乏他者性與主體性——不具有客體（object）本身所具有的阻力或者對立、相對的感覺，但它的神秘與不可理解又使得在使用者眼中，具有了一種在使用中自然而然所產生的異於人類的他者性。而這樣一種新的存在者雖然絕對服從人類，但是在實踐中卻將成為凝視人類的他者。鄧建國（2023a）也認為，ChatGPT背後是一個人類使用者難以真正觸及的“他者心靈”，但我們應該對這位赫然出現在人類家門口的新他者給予更多的理解和寬容，進而在不斷的相互學習和合作中，與人工智慧一起找到各自的生態位。
對於當前人機關係的研究而言，媒介視角提供了一個有別於“類人性”的新思路。孫瑋（2023）認為，所謂媒介視角就是考察技術層面實現的人—機互動，怎樣經由複雜的連線、轉換過程，生成社會、文化層面的互動。在代入了這種視角之後，她認為人工智慧的非人性比人性更為根本，因此將其定義為一種“異類”智慧，進而認為“異類”的互動與共生，是人類與人工智慧關係的核心點。異類智慧數字接合形成的互動，數字系統中節點主體的共生，則展現了智慧社會新世界、新主體的一種樣貌。王沐之等（2023）則透過對人類交流歷史與技術模式的梳理，認為ChatGPT帶來了人類的第三交流（口頭、文字分別是人類的第一交流和第二交流）模式：它不僅像第二交流一樣具有介面，需要中介化和銘刻系統，而且也像第一交流一樣讓人感覺具有即時性和即刻的生成性。這種第三交流模式提供了標準化的語言和便利的服務，讓機器像人一樣說話，人像機器一樣說話，從而讓人類深陷自我認識的危機。而ChatGPT所釋放的強大行動力以及資本增殖的強求，都預示著人類交流的第三交流化程序已經不可逆轉。
可見，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人機共生關係，完全顛覆了以往人類技術發明的邏輯，打破了人類紀文明的邊界。對此，王峰（2023）認為，我們必須建立一個不同於此前認知哲學觀念的新認知機制，並將機器智慧納入到這種新認知觀念中。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慧所誘發的人機新關係和新交往，也為新媒體研究打開了一個新的認知視域與哲學視域。
二
人工智慧催化的知識生產新機制
在人工智慧技術的催化與影響之下，整個社會的知識生產機制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從而成為我們窺探人機共生新生存空間的一個新視窗。
劉海龍（2023）簡潔而不失深刻地總結了受技術影響所產生的幾種知識變化形態：即溫伯格提出的“網路化知識”（在這種知識形態中，傳播技術只扮演著人類知識的聯結器）、“計算的知識”（由超出人類大腦理解的機器演算法所生成的知識）、“人工智慧中介的知識”（生成式人工智慧在人類知識的基礎上，根據大語言模型所預測的機率生成新知識）。雖然按照目前生成式人工智慧的演算法，“人工智慧中介的知識”並沒有在真正意義上生成全新的知識，而是基於人類語言機率推斷、中介和加工人類已有的知識，但它將對人類知識生產方式產生深遠影響（如重新組織著社會，產生新的關係與新的現實）。也正因如此，如何從知識的視角理解傳播與人工智慧，應成為當前傳播研究者需要關注的重要課題。
姜華（2023）分析了ChatGPT生產的知識與人類生產的知識之間的本質差異：人類生成知識是在意向性的基礎上完成的，以一階知識、二階知識（“無中生有”和對“有”進行種種形式化的變形與改造）的面貌呈現；ChatGPT的知識生產是缺乏反思性，僅透過邏輯關係對既有知識的聯結和組合，以三階知識（對既有“資訊”或“知識”的再聯結）的面貌呈現。而ChatGPT介入知識生產，模糊了知識生產中“人類要素”與“非人類要素”的界限，形成了大量“雜合知識”。透過上述分析，他也認為人類的生存境遇將隨著知識生產的此種變化而改變。
周葆華（2023）將ChatGPT稱之為知識新媒介，認為這種生成式人工智慧不僅生成新的知識，更重要的是，人類的獲知與求知模式本身也因其發生重大改變——基於“或然率資料庫”（probability archive）這一學術概念，ChatGPT正成為從以博物館為代表的“本質性資料庫”到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或然率資料庫”歷史演進的最新一環。由此，生成式人工智慧將對人類知識傳播的生產、呼叫和流通帶來重要影響。鄧建國（2023b）更為樂觀地認為，ChatGPT是對人類自古以來的機率性語言實踐的高效模擬。隨著ChatGPT的不斷學習和變得更具創造性，也將對人類施加更多的創新壓力。而人類在這種壓力之下，將以其為訓練夥伴和合作夥伴，不斷掀起基於和超越“人工智慧生產內容”的新的“浪漫主義運動”，最終變得越來越具有創造性。
面對人工智慧所掀起的知識生產機制變革，以及其對知識內容重構的可能性，更多學者表達了不同程度的警惕與擔憂。高奇琦、嚴文鋒（2023）認為，通用大模型作為一種代具性技術，能對學習者進行“武裝”並縮小知識弱勢者與他人的差距。但它也蘊含巨大的破壞性效應：透過將灌輸性輸出與教育庸俗化緊密勾連，使得學習者可能面臨認知結構的淺薄化與認知思維的同質化等風險；同時，在使用過程中的身體離場現象可能吞噬學習共同體，使學習者難以與身邊的人和事物建立真實有效的交往關係。這種對話式學習模式最終可能帶來教育價值的坍塌、新型數字權威體的崛起、平臺資本的意識殖民化等風險。胡泳等（2023）也悲觀地認為，在如今風起雲湧的AIGC浪潮中，主體和歷史雙雙迎來了史無前例的危機：因為這場生成式革命選擇將人類更深層次的編碼能力和思維鏈能力透過訓練交付給機器，由此程式碼日益成為一種外來力量而具有了可怕的不可解釋性，智慧也幻化為一個時刻在場的幽靈，在人機關係主奴辯證法中逐漸失去控制直至產生顛倒和傾覆。
實際上，無論樂觀還是悲觀，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慧，必將重構人類的知識生產秩序，也可能會造成少數人對知識與技術的壟斷以及人類的分化。因此，生成式人工智慧作為知識新媒介，其對社會知識生產機制的影響以及背後的權力實踐過程值得學者們予以持續關注。
三
作為新主體、新媒介與新武器的智慧機器
除了ChatGPT、演算法等抽象層面的機器（人工智慧）之外，如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還有更多更為具象化和形象化的機器，例如類人機器人、社交機器人、數字人、可穿戴裝置、智慧音箱、智慧家居等等。這些機器，一方面與ChatGPT、演算法同屬人工智慧的範疇；另一方面，則在應用層面與多種硬體相結合，從而成為有別於演算法和人工智慧程式的“智慧機器”。
彭蘭（2023c）指出，一些智慧機器已進化為傳播主體，從而帶來MGC（機器生產內容）的爆發，並對內容生態產生複雜影響。而成為傳播主體的智慧機器，不僅帶來傳播語境與傳播主客體的雙重變遷，也大大拓展了媒介的傳統意涵。宋美傑等（2023）也認同智慧機器作為傳播者的資質，並認為它以傳遞指令、任務協作、提供社會支援等方式進入生活世界，進而扮演著信使、代理、伴侶等角色。由此，智慧機器不僅成為人類進行自我認知的媒介或人類重新認識自我的“鏡子”（彭蘭，2023c）；其融技術能動性與人類意向性於一體的人機協同實踐，還打破了以往以人類為中心的研究慣性，從而使得“（人—AI）—人”“人—介面—AI”“（人—AI）—世界”成為跨物種交往下的人機傳播新模式（宋美傑，劉雲，2023）。
兒童陪伴機器人可以透過人工智慧語音等AI技術與兒童進行人機互動，因此是一種在家庭場景中應用較為廣泛的智慧機器和智慧媒介。朱琳等（2023）從機器人的研發過程切入，觀察人與技術的複雜關係。她們透過長期的民族誌調查發現，兒童陪伴機器人技術是男性化的，但技術的男性化在技術落地過程中也會發生“妥協”：讓兒童陪伴機器人呈現出多元男性氣質。這也表明，技術與性別不是本質主義的，它們在實踐中相互形塑。
智慧音箱是人機互動領域的新興終端產品，由於其內建了AI語音助手作為使用者家中的虛擬社交伴侶，因此在傳播過程中同樣呈現出擬主體的特質。姜澤瑋（2023）基於智慧音箱的使用者使用行為，考察了人機傳播中隱私風險感知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智慧傳播與人機互動中隱私風險感知的影響因素模型呈現更為多元的結構；而由於作為擬主體的AI並不具有和傳播主體交換社會資本的身份，因此基於人際傳播中社會交換理論下的隱私計算假設在人機傳播中可能難以成立。
由於社交機器人與人的互動更貼近人際互動的模式、過程與特點，因此其往往成為現實人際互動替代的物件。簡予繁等（2023）透過實驗發現，社會聯結需求、社交機器人角色以及二者互動顯著影響了現實人際互動意願，因此在特定情況下，人機互動不僅能替代個體與個體的現實互動，還可以替代群體內的人際互動。這也提醒我們，應當防止使用者對具有夥伴角色和協助者角色的社交機器人產生過度情感依賴，避免其對人類真實社會交往的影響。
這種擔憂不是無謂的，因為社交機器人不僅會影響人類真實的社會交往，其作為一種新興變數，也正以自己獨特的行為方式衝擊著社會輿論。張洪忠等（2023b）發現：在個體行為層次，機器充當高度擬人化的意見領袖、製造或減弱逆火效應；在叢集行為層次，機器透過集體轉發行為擴大中心節點的影響力、共同推送相似內容以阻礙多元觀點的流通並製造出沉默的螺旋效應；在混合人機行為層次，採取機器議程影響其他議程、共同製造熱門話題、聯結真人或媒體意見領袖及標籤劫持等策略左右公眾輿論。
如此，社交機器人的介入不僅豐富了網路輿論生態的多樣性和內外部張力，也透過人工智慧技術實際參與了社交網路輿論的建構。例如，在擁有4.36億使用者的社交媒體平臺Twitter上，就有4800萬的賬號是社交機器人。陳虹等（2023）以2022北京冬奧會為例，透過推文爬取和視覺化分析，發現社交機器人將由群體形成的社會網路作為進行社會傳染的主要陣地。同時，按照特定的目的，針對不同的傳染型別建構動態社交網路結構，從而實現其資訊擴散和社會傳染。
對輿論的爭奪一直是戰爭（熱戰）中的另外一個戰場，而社交機器人作為“演算法武器”，正在改變現代輿論戰的格局。張夢晗等（2023）以俄烏戰爭中的網路輿論戰場為研究物件，對社交機器人在戰爭中的輿論引導展開分析。她們發現，親烏社交機器人不僅在“兵力”佔絕對優勢，對“戰場”上的宣傳和引導也佔據了主導地位。並且，在其散佈資訊迷霧的4個主要話題中也成功、快速地引導了公眾的後續公共輿論討論。雖然親俄社交機器人在具體領域取得了細微優勢，展現出強大的“戰術機智”和“戰略預見”，但未能打破烏克蘭一方已經建立的輿論體系。這也揭示了社交機器人作為新型宣傳工具，正在重塑網路輿論戰的局面，而構建包容計算宣傳和檢測技術的技術政治框架，已被證明是實現一個國家政治目標的關鍵因素。
作為一種典型的智慧機器，社交機器人擁有透過自然語言互動生產內容並與真人使用者產生類人際互動的能力。但對於它是否擁有人格屬性、是否應該擁有法律權利等問題卻存在爭議。何雙百（2023）認為，生成式人工智慧擁有“人工人格”的潛力。周書環（2023）也認為對於增強人工智慧和自主人工智慧這類不可預測性較強且具備一定自主決策能力的聊天機器人，應當賦予其法律人格地位，並建立財產保障、安全技術保障與市場保障機制，以應對傳統侵權法律無法應對的挑戰。
不同技術時代的生產力水平不同，機器的樣態、功能、動力源以及在人類活動中的參與程度、影響力度也各有不同。劉永謀等（2023）透過對機器演進至今所主要經歷的四個階段（即手工工具、機器工具、自動機器、智慧機器）的梳理，認為未來可能會出現“AI新無知之幕”：即從目前機器的演進速度來看，人類已經無法準確預測未來機器的樣態與智慧化水平，亦無法精準定位人機關係的未來走向。由此，在人工智慧迅速進化、人機關係日益複雜和矛盾的現實情景之下，對於籠罩在深度不確定性中的智慧機器及其應用的系統研究，將是學者們一項長期而艱鉅的任務。
四
物質向度：
智慧時代的媒介物（技術物、虛擬物）研究
傳播研究的物質性轉向，不僅使研究者重新回到了“沉重的物質世界”，開始關注傳播活動所依據的基礎設施、空間、技術和身體等物質性媒介，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拓展了傳播研究的內容、激發了研究活力。而近年來人工智慧技術的快速發展，則使得媒介物質性等問題在新技術現實和社會語境中衍生出更多的研究新視點和新論域。
方誠等（2023）將網約車平臺和網約車司機放置於“後勤媒介”這一理論框架中，從物質性的視角出發，發現網約車平臺的技術人工物（如導航與GPS定位、攝像頭、錄音系統等）呈現出一種動態的相互勾連的結構。依賴各種與定位技術相關的“物”提供的實時資料，平臺實現了對網約車司機環環相扣的演算法監控。這種物、人、技術之間相互纏繞的人車耦合的狀態，促使了新的勞動主體性的產生。
社會的深度數字化，也使得“屏”作為一種關鍵物質，深度嵌入到當代社會生活中。徐婧等（2023）通過後現象學的研究路徑，從“身體—技術—世界”的技術具身關係圖式出發，發現“屏”作為一種介面性媒介物，透過與身體具身化的詮釋關係、背景關係（上手狀態下的隱匿在場）與它異關係（它者視閾中的螢幕專制），將自身演化為數字化時代的“元媒介”。同時，“屏”作為數字時代進入社會的介面，在此過程中藉助對特定物件的再現、聚焦與遮蔽，建構了一個隱含著視覺結構與視覺秩序的螢幕框架，並進一步轉化為了基於媒介物的新型社會規範與秩序。
在一個數字攝影已成主導的時代，以“模擬攝影”和機械成片為主要方式的拍立得，反而流行起來並獲得新生。黃順銘等（2023）發現，被遮蔽的拍立得相紙作為“媒介物”在商品化的“路徑”和去商品化的“偏移”中具有多樣的社會生命。拍立得的成片特性與藝術屬性是其在數字時代下重新煥發社會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技術懷舊滿足了使用者對於過往媒介技術的嚮往。而拍立得相紙作為媒介物不僅在數字時代中延展了自身的生命歷程，也影響著使用者的實踐和社交關係。
隨著技術水平的不斷發展，各種可穿戴裝置不斷地普及，越來越多的技術物件與人的聯絡變得更加緊密，甚至達到了“共生”的程度。從形式上看，這種“共生”直接導致人與技術逐漸“融為一體”，讓人變成了技術加持下的“賽博格”。徐辰燁等（2023）立足於耳機這一具體的技術物，試圖揭示出技術物作為交往主體轉變的重要因素，如何對人們的日常交往行為產生影響。研究發現，當技術物作為互動物件時，能夠對空間進行改造，並讓人們獲得一種全新的存在方式——“半在場”或“半缺席”；在人際交流中，技術物能夠增加交往中的邊界，以自身的媒介技術邏輯影響交往行為；而當其作為“賽博格”身體的一部分時，技術物則能夠起到展示姿態和反映關係的作用，賽博格的身體得以凸顯。
無獨有偶，李娜等（2023）也透過研究耳機的認知、購買、使用和分享實踐，探究了媒介技術物如何在涉身經驗、時空感知、行動方式、聽覺文化和社會規範中，參與社會媒介化程序。她們發現，耳機作為具身性可穿戴裝置，用技術對抗著空間的轉移和時間的消逝，使聽者對內部聲景的能動性與控制權得以實現，進而調控聽覺、情緒和行為。雖然耳機進化伴隨著體制權力的釋放、生存空間的狹隘和個體趣味的追尋，使用者在片刻寧靜中得以短暫鬆弛、逃離現實、反思自我和抵抗壓力，卻也掙脫不了技術馴化、資本掌控、線上裹入和符號權力的包圍。
對於遊戲產業而言，虛擬貨幣並非只是單純的“器具”，而是在遊戲程序中扮演了重要的媒介功能的數位媒介物。吳鼎銘等（2023）發現，遊戲虛擬貨幣透過融入商業意志、聚合多元關係和遊戲情境的自我生成與調節，展現了其獨特的媒介物邏輯。由虛擬貨幣所形塑的遊戲經濟體制重構了玩家的情感與時間體驗，迫使遊戲行為轉變為勞動與競賽，並由此衍生出“金幣農夫”這一數字勞動群體。由此，虛擬貨幣悄無聲息地掌控了網路遊戲的商業邏輯，催生出遊戲資本主義。
在深度媒介化時代，技術、媒介與中介物已然成為影響人際交往與關係的重要力量。白昊石等（2023）基於社會滲透理論和社會交換理論，揭示了“QQ火花”——這種社交媒體平臺上“虛擬中介物”對於人們線上交往與親密關係的影響。他們發現，火花作為一種虛擬中介物，將線上虛擬的“火—人”機制嫁接到“人—人”現實關係之中，形成了“人—火——人”的新型人際關係，進而產生了一系列新的人際傳播實踐活動，建構了特殊的電子親密關係。隨著新媒體技術和智慧技術的發展，今後類似“QQ火花”這樣的虛擬物在人們的生活中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常見，並真實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與關係。因此，對虛擬物和基於虛擬物的社會實踐的研究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新領域。
雖然傳播與媒介的物質性研究已有了近十年的歷程，但隨著社會數字化、智慧化程序的加速，無論是有形的基礎設施、可穿戴裝置、耳機、智慧電動汽車（劉國強，何明陽，2023），還是無形的虛擬貨幣、螢幕介面、平臺演算法等媒介的物質性問題都更加凸顯，特別是使得物質性和虛擬性的關係呈現出史無前例的張力狀態，物質性進而成為我們思考當下數字生活、考察新媒體變化、剖析新文化和關係場域的重要研究向度。
五
紐帶、陪伴與重塑：
鄉村新媒介的新意涵
近年來，我國鄉村資訊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以及網際網路、智慧手機等新媒介和短影片、電商直播等傳播新形式在鄉村的全面普及，不僅使得鄉村社會的媒介實踐和交往實踐發生了改變，也讓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被忽視的鄉村生活世界被帶出，從而讓我們得以重新觀察鄉村當前的生活世界及其意義世界，並透過鄉村這個獨特的行動場域，來闡述鄉村與新媒介以及與更為普遍的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模式。
彭蘭（2023d）認為，像城市居民一樣，越來越多的鄉村居民在逐步實現從社交、娛樂、購物到生產、金融、醫療等的全面網際網路化。因此，從深層來看，網際網路更像是一種新的槓桿，它撬動了鄉村舊有的生產與生活方式土壤。而鬆動後的土壤不僅孕育了新的生產關係與生活樣態，也催生了新的鄉土文化。農村與城市的關係，也在網際網路槓桿作用下發生變革。張微等（2023b）則具體從鄉村網際網路技術實踐的角度，梳理出了“政策主導的技術擴散”“建構日常的技術賦能”與“迴歸本土的技術創新”三種鄉村網際網路技術實踐模式。研究認為，技術賦能釋放出了農民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但政策仍在技術擴散中起主導作用，而立足本土資源和需求實現技術創新，則是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應有路徑。
新媒介技術的逐漸嵌入，使得鄉村傳統的社會結構與家庭關係存在不斷被重構與形塑的可能。移動網際網路的發展和新型媒介對家庭的嵌入，深刻影響著家庭結構與家庭關係。周孟傑（2023）發現，返鄉青年的新媒介實踐形成了“媒介展演—產品帶貨—消費互動—價值賦能”的傳播迴圈，推動了以血緣、地緣為主的倫理型鄉村向以合作、多元、協同為主的數字型鄉村轉向。而這一過程，也暗含著一種“鄉村媒介化”的社會變遷過程。孫文等（2023）則聚焦於鄉村留守家庭，發現他們透過抖音建構了一個根植於傳統家庭又超脫於傳統家庭的“雲端的家”。這個虛擬的家在家庭成員情感維繫、青年成員家庭權力崛起、兒童媒介沉迷、原始家庭解體和青年核心家庭建立等方面都產生了深刻影響。“雲端的家”的建構邏輯，也揭示了抖音等新媒介在塑造現代家庭關係和鄉村社會結構中的重要作用。
在新媒介抵達鄉村後，作為鄉村未來發展不可忽視的主體力量——鄉村兒童和留守兒童的媒介使用與實踐備受關注。鄭春風（2023）發現，手機不僅全面重塑了鄉村兒童的日常交往，還以其獨特媒介邏輯介入和重構了鄉村兒童的傳統關係結構及意義網路：包括日常交往的集體性式微與個體化形態興起，以及跨自然村落地緣、人緣的媒介化同輩關係的建立等。這些發現，不僅超越了“消極兒童”的預設（如鄉村兒童沉迷手機、手機正在“廢掉”鄉村兒童），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手機關聯鄉村特定社會結構及其過程的新興內涵。王清華等（2023）則以留守兒童手機遊戲成癮問題切入，透過田野調查發現，留守兒童的遊戲依賴與父母監管缺失、鄉村娛樂生活貧乏等外部因素相關。而手機遊戲已深入留守兒童日常生活，如“益生菌”一般，發揮著社交活化、情感補償、抑制無意義感等積極潛功能。上述幾位學者的研究，既是對將鄉村/留守兒童問題過度醫學化和道德化傾向的矯正，也提示我們要關注留守兒童的社會困境和主體需求，從而才能為手機、遊戲問題提供一種結構性解釋的可能。
同樣關注是鄉村留守兒童，甘雨梅（2023）則以其與外出打工父母之間的視訊通話實踐為研究物件，以錄影民族誌為方法，深入探討了鄉村留守兒童的“遠端媒介化撫育”問題。該研究發現，這種媒介化撫育是一種“遠端代際合作”的過程，而祖輩以“腳手架”角色參與其中，也即這種遠端撫育需要祖輩的參與和支援才能實現。此外，研究還指出，參與者需要調動語音、肢體等“具身”特徵來彌補遠端交流的不足，調動“物”的“示能”來構建遠端親密關係。
“鄉村”從未在新媒體研究中缺席，但似乎也並未走到聚光燈下和舞臺的中央。儘管如此，技術演進的力量仍然幫助鄉村開啟為主流話語所部分遮蔽的媒體視角，使得留守兒童、鄉村青年、鄉村文化、傳媒的功能與使用等傳統鄉村傳播議題在新媒體環境中繼續得到關注。但作為被學者們賦予厚望的“有望成為中國傳播學本土化、在地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的鄉村傳播研究，其追逐熱點、浮光掠影的現象依然比較嚴重。“問題的關鍵還在於鄉村傳播研究的新現象是否反映了新問題，對新問題是否提供了新回答，新回答是否實現了新對話，以及對新現象的研究是否能夠反映鄉村社會的真實情況。”（郭建斌，念鵬帆，2023）或許唯有如此，鄉村傳播研究才能深入挖掘鄉村新媒介的新意涵，進而在該領域收穫有分量的新媒體研究成果。
六
追捧與爭議：
“短影片+直播”的新應用與新議題
短影片和直播深度捆綁，已形成一種良性的電商轉化機制。而隨著直播電商行業的持續穩健發展，透過抖音、快手等新媒體平臺開展的“短影片+直播”已成為啟用鄉村社會和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一股新興力量。徐婷婷（2023）透過對多地鄉村的田野調查和線上觀察發現：如何平衡政府、小資本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係，已成為鄉村直播中的主要矛盾訴求點。在長期的執行過程中，小資本的逐利性和不穩定性盡顯，政府與民間社會之間也有一定張力。因此在地組織力量（如行業協會）的介入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在地組織+民間社會”的團結模式，對構建鄉村直播的長效機制具有重要作用。該模式有助於發掘和放大“鄉村直播的文化附加價值”，能夠支撐市場理性與鄉土理性的有效對話，並最終形塑地方社會的直播文化秩序。
“短影片+直播”不僅一個新興產業，更是一種社會的資訊傳播形式和一種新興的生活與文化形態。因此，它一方面因傳播知識、提供娛樂，並作為當代中國數字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受到追捧；另一方面又由於存在成癮、媒介依戀、輿論風險等問題而引發爭議。
作為媒介成癮的新興議題，短影片成癮問題受到諸多學者的關注。晏青等（2023）以媒介的可供性視角切入，發現短影片應用的互動邏輯與底層演算法既為使用者創造了“無限”的娛樂體驗，又為其提供了“有限”的控制選擇。可供性作為調控策略讓使用者深陷於技術環境的社會壓力中，又遊移於自我控制的抉擇之間。基於這樣的媒介邏輯，使用者更願意擁抱技術，而將“上癮”問題歸咎於自身。由此，短影片應用製造了可被“馴化”的假象，又使使用者成為“反馴化”的物件。這種短影片“生成”和“製造”上癮的機制，也為我們為理解演算法時代的人機關係、主體性等倫理問題提供了一種新視角。
兒童與青少年已經成為短影片的主要使用者群體之一，但短影片使用無論是對該群體產生積極還是消極的影響，我們都還缺乏對其內在機制的深入探討。金恆江等（2023）透過紮根理論建構出社會臨場感（心理參與、共在意識、親密關係感知）和情緒響應（愉悅度、喚醒度）對青少年移動短影片依戀影響的理論模型，證實了社會臨場感對媒介依戀存在積極影響，而情緒響應也在社會臨場感和青少年移動短影片依戀的關係中發揮著積極中介效應。章平等（2023）則發現兒童對短影片的使用與其各學科成績呈現顯著負相關，而家長自身短影片使用時長對於兒童學業表現有重要影響，即家長自身短影片使用方式已經構成了一種重要的干預策略。
媒介素養是一個與短影片成癮密切相關的問題，特別是在討論如何防範短影片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時，媒介素養和資訊識別判斷能力就顯得格外重要。潘曙雅等（2023）構建了中老年人短影片資訊識別與判斷的三個機制模型：對短影片中的資訊要素進行綜合判斷、充分運用生活常識與相關知識進行分析思考的系統性路徑；基於既有觀念、過往經歷、主題偏好與情感喚起構成的邊緣性路徑；以及受現實與網路交往影響的社交路徑。據此，該研究區分出中老年人的三類畫像：情緒主導者、經驗依賴者、綜合分析者。這種根據中老年人不同特徵與傾向的刻畫，有助於我們今後提出有針對性的媒介素養提升策略與方法。
作為一種快速傳播知識的媒介形態，短影片在拓展知識的邊界的同時，極大地降低了學習的門檻，因此被視為實現知識普惠的重要工具。王曉培（2023）發現，知識短影片雖然透過為使用者帶來即時、輕鬆的認知體驗，製造了一種強烈的知識獲得感。但對多數使用者而言，這種知識獲得感並不等於認知的提升，甚至可能還會影響更為深入的理解過程。因此，想要藉助短影片來提升民眾的知識素養和媒介素養，不太現實。
作為一種文化和輿論形態，短影片不僅順應了大眾視覺化的認知訴求，成為嵌入日常生活中的影像化文字，還承載了公眾意見表達與情感釋放等社會功能。湯天甜等（2023）認為，短影片多模態的文字及鄉土調性促進了公眾話語權的下沉，以及公域與私域相交織的新公共空間的構築，並在輿論場內發揮了輿論符號、輿論協調與輿論監督等功能，助推了公眾討論的熱情、提高了社會議題的能見度。然而，短影片傳播也存在引發認知錯位、智媒技術過濾後的資訊超限排斥、輿論影像化表達的法律侵權等風險。
評論類短影片在當前影片消費的大背景下，憑藉其對資訊的迅速整合和高質量的觀點輸出而迅速佔領了網路輿論高地，因此也成為短影片引發輿論的一種主流形式。康健等（2023）發現，在短影片場域獨特的媒介話語表達系統中，存在不同身份創作者的兩條典型組態路徑。而評論類短影片語境變數和語言純理功能意義構型的耦合關係可以概括為：在場景和議題選擇中達成社會概念、在角色和情感互動中建構人際意義、在修辭和傳播過程中呈現語篇意義。研究結果為評論類短影片創作者的傳播策略帶來新的解釋路徑，豐富了語域理論在傳播領域的研究，也為新媒體語境下分析媒介話語提供了新的思路。
東方甄選現象的出現，不僅意味著知識型主播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直播電商行業的轉型與升級，預示著直播經濟正在邁入新階段。基於此，諸多學人都對知識型主播直播帶貨的實踐邏輯展開了探索。景琦（2023）發現，內容生產邏輯和互動匹配邏輯共同造就了知識型主播超越產品和服務的獨特優勢。其中內容生產邏輯由結晶化個人風格、夯實產品力、構建新商業模式三個模組構成，互動匹配邏輯由構建互動機制和實現精準匹配兩個維度構成。前者鍛造了“知識+產品”的優質內容，後者搭建了主播、平臺、使用者和產品的互動匹配機制。二者透過實踐效果的反饋資訊實現內容持續最佳化，驅動行業轉型升級。李瀟曉等（2023）藉助數字民族誌對東方甄選進行具體分析。她們發現：東方甄選依靠直播平臺的演算法技術對使用者進行精細化管理，其受眾有著高度的同質性和中等收入群體特徵；而依靠文化和知識的展示，其直播迎合了中等收入群體的文化偏好，並形成了一種基於階層品位“區隔”的文化認同；最後，東方甄選所塑造的文化認同依賴於有特色的情感勞動，即透過價值和道德敘事將受眾和主播納入當代網際網路的情感機器中。
根據《中國網路視聽發展研究報告（2023）》（周結，2023），2022年泛網路視聽產業的市場規模為7274.4億元，較2021年增長4.4%。其中，短影片佔比40.3%，而直播佔比17.2%。可見，儘管智慧時代已經來臨，但當下“短影片+直播”依然代表著一種新的生產力，而其掀起的浪潮下，社會關係、生產關係都面臨著被重構的可能，從而從中產生大量的新應用和新議題。因此，在ChatGPT所掀起的人工智慧浪潮之下，這一議題仍然不過時，依舊值得學者們給予持續的研究關注。
七
結語：
新媒體研究的新問題域
2023年12月14日，《自然》（2023）公佈了2023年度十大科學人物榜單（Natures 10），而ChatGPT位列其中——這也是《自然》首次將非人類列入了年度科學人物榜單。對此，組織者做出這樣的解釋：“儘管ChatGPT並不是一個具體的人物，也不完全符合《自然》評選十大人物的標準，但我們特例將其列入榜單，以承認生成式人工智慧對科學發展和進步所帶來的重大變革。”顯然，在很多人看來，這款生成式人工智慧軟體預示著科學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甚至有人將其定義為自工業革命和網際網路之後社會生產力的又一次躍升。
相關研究顯示，ChatGPT等大型語言模型在達到百億級規模後開始獲得“湧現”能力，其模型能力也會完成從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從而呈現出驚人的爆發式增長（邱錫鵬，2023）。與技術現象學意義上的“湧現”相對應的還有新問題的湧現。人工智慧作為一個強大的行動者，在將智慧革命向縱深化推進的同時，也正在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開始攪動傳統的知識生產、社會關係與交流格局。正是在這種意義之下，技術的湧現也引發了研究問題的湧現：在人工智慧的新技術供給下，知識生產模式與人類獲知、求知模式將發生哪些變化？人機互動、人機關係以及與此聯動的使用者認知層面又將會發生哪些變化？——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問題大量湧現。
譬如，蘭天（2023）認為，人工智慧時代的社會環境，深刻改變了人格塑造的環境因素，為“數字人格”的呈現方式、內在結構與變化規律提供了更多可能。由於數字人格包括個人透過各類網路社交媒體主動展示的自我特徵，也包括被各種網路數字足跡所記錄的個人行為特徵。因此，傳播學、心理學、管理學、教育學、公共衛生與健康等領域的研究者都在關注個體線上行為背後的本質結構、特徵規律、社會文化的動態適應過程，以及對技術、商業產生的影響。也正是因為如此，數字人格正在成為一個極富潛力的跨學科研究領域。
由人工智慧所誘發的大量研究問題正在形成一個新的問題域。“科學史上，有影響、有價值的問題域往往會吸引一大批該時期的探索者，經過努力，發現新方法提出新觀點，解答了問題，從而推動科學向前發展，達到新的目標”（陳玲，2015）。人工智慧將只是給新媒體研究增加了一個新的變數，還是會帶來新的視角與新的方法，甚至重構整個研究領域？面對這個新的問題域，新媒體研究乃至整個新聞傳播學科顯然需要做好充足的準備與應對。
ChatGPT在全球範圍內的爆火，使得ChatGPT、人工智慧成為今年新媒體研究最熱的議題。新媒體研究領域一直存在著追逐熱點的現象，如果暫時將對這種現象的是非評價和反思批判放在一邊，在某種意義上，伴隨著技術的演進與迭代，研究熱點的更迭便成為一種比較自然的現象。正如本系列研究所梳理過的區塊鏈、5G、元宇宙等等，都是當年的大熱點。但今年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慧議題，恐怕不再是熱點的更迭那麼簡單。正如《紐約時報》（2023）的刊文所言：“Facebook和Instagram等網站可能會消失，人工智慧是未來。”科技的快速發展正將智慧革命向縱深化推進，人工智慧也正在全面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而未來，人工智慧的持續迭代必將帶來人類生存環境乃至於人類本身的深刻變革。換言之，人工智慧將會重塑人類文明，鋪設自己的新社會秩序。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所認為的：“隨著其能力越來越廣泛，它們將重新定義人類知識，加速我們現實結構的變化，並重組政治和社會。”
由此，未來人類社會將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彭蘭（2023e：370-373）從“人在機器思維主導下將走向何方？人被機器增強的限度何在？機器‘擬人化’發展的限度何在？人將如何重新認識人類自身的地位？”四個方面梳理總結了這種不確定性。其實，上述這些人機共存的未來社會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何嘗不是未來新媒體研究的不確定性？“當那些放在人類身上毫無疑問的概念轉運到人工智慧領域時，必須小心翼翼地對之進行概念反省”（王峰，2023）。可見，在智慧傳播時代，新媒體研究不僅需要引入新的研究正規化（如機器行為正規化），也需要打破文理思維的壁壘，實現真正意義的學科交叉，以及形成人文社會科學內部的交叉效應（高奇琦，2023）。
2023年已經過去，“多年以後，回顧眼下這個時代，或許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點”（胡泳，劉純懿，2023）。2024年已經到來，正如比爾·蓋茨（Bill Gates）所言：“2024年對於人工智慧來說將是瘋狂的一年……，人工智慧將以我們從未見過的速度加快對新發現的速度。”（Gates，2023）而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將如何“應變於當下，防患於未然，以使人和人類文明向著並敞開一種新的可能性”（黃旦，2023）。顯然，我們需要在批判、反思，以及否定之否定中做好準備。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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