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張隆溪教授出版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這本華人用英語撰寫的中國文學史中有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一節，談的是魏晉之間的“竹林七賢”。但是，該節只提及五賢的姓名，沒有說另外兩賢是誰。
竹林七賢是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山濤、阮籍（210—263年）、劉伶、嵇康（223—263年）、向秀、阮咸、王戎。七人之中，阮、嵇的文學成就比較高。
張隆溪教授說：There appeared some men of letters with distinct characters who lived in seclusion, known as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among whom Ruan Ji and Ji Kang were the most well known. (p.60)
這句話中的who lived in seclusion, 是什麼意思？有依據嗎？“竹林七賢”是七人自稱嗎？他們居住在“竹林”嗎？“竹林”是喻指七人隱居嗎？七賢是特立獨行“七隱者”？
竹林、“竹林之交”、“山林之遊”
為什麼“七賢”之前冠以“竹林”二字? 近人陳寅恪認為“竹林”是取自佛教“竹林精舍”中的前二字。但是，陳寅恪的說法不是定論。
有些學者據“竹林”而判定七人在當時的山陽縣竹林裡聚會 (衛紹生《竹林七賢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頁16)。
南朝宋人劉義慶《世說新語》記載：“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世說新語・任誕》）
阮、嵇七人是否常常在竹林聚會？“集於竹林”就是“隱居於竹林”嗎？
張隆溪教授所說的lived in seclusion, 應該就是“過隱居生活”。然而，山濤、阮籍、劉伶、嵇康、向秀、阮咸、王戎這七人，是隱者嗎？
《晉書・山濤傳》說山濤（205—283年）一遇阮籍，即為“竹林之交”(中華版《晉書》頁1223)，又說阮籍和王戎“為山林之遊，戎嘗後至”(中華書局版《晉書》頁1232)。
看來，至少王戎從山林之外趕到山林內。此外，“為山林之遊”說明他們只是遊。遊，豈是居？
本來“竹林”這樣的細節，不見得很重要，似乎無須深究，然而，如果認為“竹林”喻指七人lived in seclusion，那麼，這seclusion就涉及七賢的人生態度（是否“隱居不仕”），值得一談，況且隱逸是中國士人精神史上一個重要課題。
山濤、王戎當上大官還能隱居嗎？
七賢之中，有人隱居不仕嗎？
近人徐公持指出：“〔山濤和王戎〕在司馬昭時期都已做官……”（《阮籍與嵇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60。）既然山濤和王戎在司馬昭輔政時就做了官，他們自然很難隱居。
山濤是七賢之中年齡較大的一位，他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太子少傅、左僕射。太康三年（282年），晉武帝下詔，升授山濤為司徒，位列三公，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晉書》頁1227）。
山濤歷任朝廷高官，因此，若說他 lived in seclusion (過隱士生活)，有可能嗎？山濤不但自己當官，還推舉嵇康出來當官。
王戎（234—305年）襲其父的貞陵亭侯爵位，為司馬昭之掾屬，先後任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晉武帝司馬炎咸寧二年（276年）遷荊州刺史，四年改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晉書》頁1232）。王戎歷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元康七年（297年）官拜司徒（《晉書》頁1234）。
山、王之外，其他五人又如何？五人長時間過著隱士生活嗎？筆者中學時稍涉魏晉史，記得阮籍又稱為“阮步兵”，嵇康又稱為“嵇中散”。其中“步兵”、“中散”都是職稱。劉伶曾為健威參軍，阮咸歷任散騎侍郎。向秀也做過官（詳下文）。
阮籍、嵇康什麼時候當官？近人徐公持說，阮籍、嵇康都忠於曹魏，厭惡司馬氏政權（《阮籍與嵇康》頁13），那麼，阮、嵇二人在司馬氏當權時期（直到265年才由司馬炎篡魏）就歸隱山林嗎？下面，我們討論阮籍、嵇康的際遇和相關作品。
自漢初淮南小山撰《招隱士》以來，“仕隱衝突”越來越激烈，因此，本文的論述取“出仕”為“隱”的對立面。
阮籍lived in seclusion？
阮籍的父親阮瑀為建安七子之一。阮籍初以門蔭入仕，累遷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他的作品收錄在《阮步兵集》之中。胡應麟說：“步兵虛無恬淡類莊、列。”（《詩藪》）劉熙載說：“阮步兵詩出於莊。”（《藝概》）
《晉書》卷四十九《阮籍傳》記載：“太尉蔣濟聞其〔阮籍〕有雋才而闢之……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頁1359-1360）
可見，阮籍在蔣濟手下做官，又當過“尚書郎”“〔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曹髦，曹魏第四代皇帝）時期，甚至還獲封為關內侯。曹髦死於260年，下距阮籍卒年263年只有３年時間。
據《晉書》本傳，司馬昭輔政時，阮籍曾對他表示過喜愛東平風土，司馬昭即拜阮籍為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郭，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撰《東平賦》。《晉書》又記載阮籍“求為步兵校尉”，“朝宴必與焉”（《晉書》頁1360）。在這種情況下，阮籍還能過隱居生活？
此外，司馬昭要進封“晉公”，魏主下過詔書遂其所願而司馬昭假意謙讓，須有人勸進，寫勸進文的責任竟落到散騎常侍阮籍肩上，結果阮籍也寫了出來（題為《為鄭衝勸晉王箋》，見《文選》卷40）。
阮籍沒有隱居，但是，他的詩作反映他對仕途心存疑慮，因為他知道高官厚祿都不可依恃。他留下《詠懷》詩八十二首（陳伯君校注《阮籍集校注》頁171)，第六首寫道: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
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
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寵祿”指朝廷的恩榮與俸祿。最後兩句是說：當個普通百姓（“布衣”）可以平安到老，相反，在朝廷當官，風險高，不能確保安全。此詩或是諷喻黨附司馬氏之人（葉嘉瑩《葉嘉瑩說阮籍詠懷詩》中華書局，2017年，頁102。)
再看《詠懷》其三十二：
葉嘉瑩《葉嘉瑩說阮籍詠懷詩》，中華書局2017年版。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
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
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
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
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
去者餘不及，來者吾不留。
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
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說的是阮籍心中所願（“松子”，可能指赤松子，他是古代傳說中的仙人）。
此外，《詠懷》其三十四也有“願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之句。詩句頗有陶淵明歸農之風，但是，耕於東皋之陽只是阮籍之“願”，他這願望有沒有付諸實踐呢？
同樣是歸農之“願”，陶淵明身體力行，他的《歸園田居》其三說：“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可見，陶淵明為“願無違”而付出心力和勞力。
嵇康lived in seclusion？
嵇康，字叔夜，三國時魏國人。嵇康當過朝廷的中散大夫，因此，後世又稱他為“嵇中散”。南宋時期，陳振孫撰寫《直齋書錄解題》，錄有“《嵇中散集》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有相同的記載（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校注》，頁39和頁520）。
嵇康因為替朋友呂安辯護（262年），被捲入呂安案件之中，受到牽連被捕下獄。他為此寫了《幽憤詩》（《嵇康集校注》，頁37），詩的最後說：
庶勖將來，無馨無臭。
采薇山阿，散發巖岫。
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說的是嵇康自己幽於縲紲，只好寄望將來，一旦出獄，要學采薇的伯夷、叔齊那樣隱居山野，頤性養壽。
可惜，嵇康沒有機會“采薇山阿”了。不久他就被司馬氏政權殺害了。鍾會向司馬昭建議殺掉嵇康，司馬昭聽從。
總之，嵇康被捕時不是隱士（他出面為呂安辯護、抨擊呂安之弟），他也沒有等到出獄當隱士之日。因此，如果說他lived in seclusion，真不知從何說起。
阮籍、嵇康有沒有當過隱士？
據徐公持所說，阮、嵇的作品中流露出隱逸和神仙的觀念。兩人面對司馬氏政權的虛偽和殘暴，找不到光明的出路，又傾心於玄學，自然嚮往隱逸。
阮、嵇二人曾經到到蘇門山拜訪有名的隱士孫登，希望得到孫登的指點，但是孫登看出嵇康口頭上“璞隱樂玄虛”，實際上不能忘情世事，因此冷待嵇康，而阮籍不是真正的隱士，因此孫登完全不理睬阮籍（《晉書・隱逸傳》；徐公持《阮籍與嵇康》，頁46）。
嵇康《幽憤詩》有一句“今愧孫登”（《晉書》頁1373），是自慚未能如孫登的臨別贈言那般調整心態、及早隱居，終致蹈禍入獄 (王瑤《中古文學史論》，商務印書館, 2011年，頁205)。
“七賢”其實心態不一致，人生道路也不一樣
有些人說竹林七賢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省焦作市）的竹林聚會。這說法，有歷史依據嗎？
房玄齡《晉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十九》列出阮籍、嵇康、向秀、劉伶、阮咸之目，不包含山濤、王戎。山、王事蹟見於卷四十三《列傳第十三》（中華書局版頁1223）。這似乎說明，王戎和山濤未必適合和前五人相提並論。歷史上，王戎有逐利的惡名，連蠅頭小利都要斤斤計較。
“竹林七賢”與“建安七子”不同。“建安七子”都是鄴下文人，為曹魏政權辦事，他們有鄴宮西園之會，彼此贈答酬唱（何詩海《漢魏六朝文體與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55）。
竹林七賢中，阮、嵇當過曹魏政權的官，山濤、王戎在司馬氏政權當大官，劉伶當過建威參軍，而向秀、阮籍也為司馬政權效過力。向秀在嵇康遇害後，任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晉書》頁1375）。竹林七賢沒有七人同時在朝任職。
向秀在嵇康死後出仕，《世說新語・言語》記載：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向秀）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諮嗟。
“竹林七賢”處世態度不一，有時甚至是對立的，例如，山濤以吏部郎出缺為由，推薦嵇康出來做官，結果嵇康拒絕，還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來表明自己的態度（原文見於中華書局版《晉書》頁1370-1372。）昭明太子蕭統將這文章編入《文選》第43卷。張隆溪教授書中也提及嵇康此信(p.62)。
世人往往將“嵇阮”並稱，但是，南宋學者葉適（1150年—1223年）區隔嵇、阮二人，褒嵇而貶阮，他說：“籍得全於晉，是早附司馬師，陰託其庇爾。史言‘禮法之士，嫉之如讎，賴司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馬氏，未必能脫禍也。今《文選》載蔣濟《勸進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論鄙世俗之士，以為猶蝨處乎裩中，籍非委節於司馬裩中乎？餘觀康尚不屈於鍾會，肯賣魏而附晉乎？世俗但以跡之近似者取之，概以為‘嵇阮’，吾每為之太息也。”（《石林詩話》，見潘殊閒《葉夢得研究》，巴蜀書社, 2007年，頁37 ）。
簡言之，葉適認為：嵇康“不屈”，而阮籍“附晉”，嵇阮二人的處世態度大不相同。所謂“竹林七賢”，可能只是個imagined community (Benedict Anderson, 1983)。
文學史書能否做到名副其實?
有些標榜“竹林七賢”的文學史書實際上沒有討論山濤、王戎、阮咸三賢的文學作品，可謂名實不相副。
張隆溪教授也沒有論及山濤、王戎、阮咸的作品，只有一句話提到劉伶撰有“Ode to the Virtue of Wine” (p.62；當為劉伶的《酒德頌》)。王戎、阮咸兩人甚至連姓名都不獲提及。這狀況，是不是標題和內文不能相配？
王戎、阮咸，《晉史》本傳未記二人有作品流傳，而張隆溪教授聲稱王戎、阮咸為The other poets of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張教授怎知王戎、阮咸是 poets? 說是poets，有何依據?“賢”者，就是poets？沒有這個道理吧。
如果史家將想象當成史實(facts)記載在史書中，妥當嗎？
近幾十年出版的文學史書，不少已經捨棄“竹林七賢”這個舊標籤，沒有“七賢”的題目，例如，民國二九年序本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只有“正始到永嘉”(頁190)，題目不標示“竹林七賢”。
又例如，遊國恩等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編“魏晉南北朝文學”有“建安七子與蔡琰”之目，不立“竹林七賢”之標題。臺灣王國瓔《中國文學史新講》相應的章節標題是“正始之音的雙星——阮籍、嵇康”（2014年，上冊，頁261）。
章培恆、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沒有“竹林七賢”之目。阮籍、嵇康、向秀的作品放在“曹魏文學”一節加以討論。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三編第一章第五節也不列“竹林七賢”之目。第一章第五節名為“阮籍、嵇康與正始詩歌”（第二冊，頁45）。
張隆溪教授參考過上述兩部文學史（復旦章駱、北大袁行霈），卻標立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想必是自有主見，但是，張教授沒有解說為什麼。如果以“七人皆隱居”為由，能說得通嗎？如果以“七人皆poets (詩人)”為由，能說得通嗎？
略論其他英文版中國文學史的論述
美國學者Victor Mair 主編的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pp.258—259 沒有列出“竹林七賢”的題目，只在THE CHENG-SHIH PERIOD這一節提及阮籍和嵇康：The most famous poets of the period are Juan Chi (210–263) and Hsi K’ang (also pronounced Chi K’ang; 223–262)。換言之，這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在“正始時代”略論阮、嵇。
撰稿者（Robert J. Cutter）也指出七賢對司馬氏政權的態度不同（different opinions regarding Ssu-ma rule）。Cutter 可能是考慮到山濤和王戎在司馬氏政權當上大官。
另一部英文版中國文學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之中有The Seven Worthies of the Bamboo Grove一節 (p.177)。撰稿人指出，“竹林七賢”可能不是七人在世時的稱號，而是a fiction created several generations later。意思是：稱號疑為後世人所擬。
論嵇康的段落裡，劍橋版文學史提及嵇康撰有《琴賦》。這可能和撰稿人是David R. Knechtges有關（按：Knechtges似乎偏愛研究賦），也可能是因為七賢之中嵇康《琴賦》確實獨特，因此值得在史書中記上一筆。
音樂理論是魏晉間討論的一個熱點：阮籍撰有《樂論》、嵇康撰有《聲無哀樂論》，都是當時音樂美學的重要著作（參看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03）。嵇康和琴曲《廣陵散》密切相關(p.182），而“廣陵散絕”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憾事。
關於嵇康與琴，荷蘭漢學家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1967）撰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 Ideology (Tokyo, 1941) 和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 (Tokyo, 1941) 二書。Hsi Kang，就是“嵇康”，整個英文書名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翻譯成中文就是《嵇康及其〈琴賦〉》。由此可見嵇康《琴賦》很受重視。
筆者認為，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突出人物和作品特點，這一部分比較接近“個性化的歷史”。這樣書寫個人氣質、感情、個人創造，比起老生常談複述時代的影響（指文學的生成條件，例如：老莊的影響、清談的流行）更有意味。
誰才是“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竹林七賢，是不是一個“文學集團”？
《晉書・嵇康傳》說：“〔嵇康〕所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鹹，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晉書》頁1370）
所謂“神交”，應該是指嵇、阮、山三人不能見面或不能常常見面，只是在精神上彼此有契合之處。另外四人只是“豫其流”。一般詞書解釋“神交”：精神交往，不見面而相投合仰慕。
“竹林之遊”的“遊”反映七人不是隱居山林。也許有人認為他們的山林之遊也算是“隱”，可是，真正的隱居生活恐怕不是群聚、宴遊，《晉書・隱逸傳》所記孫登事蹟可以為證（參看Aat Vervoorn, Men of Cliffs and Caves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remitics Tradition to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0 第二章第七節“無條件隱逸”）。
《晉書・孫綽傳》記載: 孫綽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晉書》列傳第二十六) 這反映山濤在處世方面露出過矛盾，所以孫綽才那樣鄙視山濤。山濤進出官場，退完又進，像是個投機者。
山濤和阮、嵇，可能一度嚮往遊仙，企慕隱逸、口說隱逸（lip service），但是，他們根本沒有付諸實行。因此，“古今隱逸詩人之宗”這殊榮落在南朝宋時期的陶潛身上。
讀過鍾嶸《詩品》的學者，都會知道“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來歷（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中華書局，2007年，頁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