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巴普羅的獨白
編輯|巴普羅的獨白
“民族認同”——即人們對一個民族存在和發展的態度,是一個民族存在的精神核心,同時也決定了一個民族未來的發展與變遷,他主要包含了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人們之間作為一個民族的關係的認同;第二個層次則是對一個民族的具體表現形式——文化的認同。
民族認同一經形成,就會成為穩定的要素積澱於一個民族之中。這個過程是一個與民族形成相伴隨的過程,民族群體的形成與民族文化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結果,因此民族認同也是一個民族長期發展的結果。一旦這種穩定的認同觀念發生了改變,那麼民族也就可能因此發生改變。
新穆斯林數量的急劇增多,從根本上改變了半島原有的民族結構,他們逐漸取代原有的阿拉伯人、柏柏爾人等成為了安達盧西亞社會的主體。
然而,由於文化、經濟地位、宗教水平等的差異性,這一新群體的認同機制尚未完全鞏固,因此也就成為了民族融合程序中最活躍和最不穩定的因素。這一點可以從他們與統治階層的關係中反映出來。
當他們遭受到來自阿拉伯舊貴族勢力的排擠和壓迫時,常常表現出極大的不穩定性和動搖性。他們會時而選擇與當地的基督教徒聯合,時而又堅守起自己的伊斯蘭屬性來。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莫過於穆罕默德一世(852~886年在位)期間爆發的由新穆斯林歐麥爾·本·哈弗遜領導的叛亂。在一系列由新穆斯林發動和領導的反對運動中,他被認為是最具威脅性的。歐麥爾·本·哈弗遜是一位西哥特伯爵的後裔,曾在科爾多瓦皇家軍隊中服役。
哈弗遜家族在840年左右改奉了伊斯蘭教,後來在埃爾維拉山區人民的支援下,一躍成為了南部新穆斯林反對科爾多瓦中央政權的領袖。
891年,他以阿吉拉爾德拉弗龍特拉(Aguilardelafrontera)為基地向首都科爾多瓦發動進攻,期間曾向阿拔斯王朝和北非凱魯萬的艾格萊卜人尋求幫助,後被埃米爾阿卜杜拉(888~912年在位)擊敗。隨後,他仍獨立統治著科爾多瓦以南地區。
根據伊本·哈彥記載,他和父親曾在波圖加萊特建造過基督教堂。899年,他突然宣佈恢復其祖先的基督教信仰,使用撒母耳做他的洗禮名,這使他很快失去了新穆斯林們的支援,後便一蹶不振。因為新穆斯林起義的目標不是反伊斯蘭,而是拒絕在伊斯蘭國家內淪為“二等公民”。
這一時期,來自新穆斯林的反對聲成為了後倭瑪亞王朝統治的最大威脅。這些“新穆斯林”和“莫扎勒布”一起構成了帝國經濟的主要生產力,其中包括城市手工業者、商人和農業勞動者等,他們承擔著主要的賦稅任務,但在社會和政治地位上卻不如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
因此經常聯合當地的基督教徒和農奴們參與反對阿拉伯和柏柏爾貴族階層的統治。這些叛亂多起因於階級壓迫,卻常常以“民族主義”為口號,發起人往往以民族鬥士的姿態出現。
新穆斯林隊伍的不斷崛起和壯大使他們與阿拉伯舊貴族間的矛盾迅速上升為社會的主要矛盾,他們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這恰恰說明了民族融合在這一階段的快速發展。
民族融合高潮期
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和他的繼任者哈克木二世(961~976在位)時期,再加上曼蘇爾侍從長(977~1002年)專政時期,是穆斯林在安達盧西亞統治的極盛時期。這一時期科爾多瓦中央政權的控制力得到進一步加強,不論是在文化上還是經濟上都呈現出了一派繁榮和穩定景象;
軍事上,對北方基督教王國的“聖戰”也取得了頻頻勝利。這些都對阿拉伯民族的自身發展產生了新的影響,民族融合進入了新階段。然而,在中央集權不斷加強的同時,宮廷官僚機構的弊端也日益顯現;帝國軍隊的職業化和軍事貴族勢力的膨脹進一步加劇。
從11世紀開始,帝國內出現了持續的政治危機,後倭瑪亞王朝的迅速瓦解和柏柏爾人的崛起、北方基督教勢力的復興,使民族融合面臨了新的挑戰。
伊斯蘭教作為帝國統治意識的進一步固化
自穆罕默德一世(852~886年在位)起,安達盧西亞境內的政治危機不斷加劇。新穆斯林人數的激增,引起了他們與舊貴族勢力之間的矛盾。後者企圖在各自領地內維持原有的統治,而前者則要求分享權力,提高自身社會地位。
由此引發了一系列軍事叛亂,使中央政權的控制力遭到了削弱。到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繼位之前,中央政權的控制力已經縮小到僅限科爾多瓦周邊地區了。然而,阿卜杜·拉赫曼三世證明了自己無與倫比的政治才能。
他僅用了短短10年時間,就將中央政權的權威重新延伸到了四面八方。武力征服僅僅是年輕埃米爾採取的方式之一:
在對抗塞維利亞、巴達霍斯、貝雅、托萊多等地的反對勢力時,拉赫曼三世展現出了堅定的決心和意志,利用軍事封鎖和各種經濟手段,迫使對手屈服,之後又使用“懷柔政策”,將他們妥善安置在自己的眼皮底下,以防止他們東山再起。
如任命塞維利亞地區的反對派領袖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哈查吉為科爾多瓦的維齊爾;巴達霍斯的本奴·麥爾旺為軍隊的高階將領;就連最難對付的敵人哈弗遜·本·哈弗遜也在埃米爾的軍中謀得了職位。拉赫曼三世採取的另一種征服方式是談判:
瓜達爾基維河上游的梅里達地區原本掌握在柏柏爾將領麥斯歐迪·本·塔吉特手中,拉赫曼三世派遣了當地一位有名的柏柏爾教法學家伊本·門德海爾前去磋商。談判進展的非常順利,隨後這位教法學家也被封為了梅里達城的法官。
最能顯示拉赫曼三世傑出政治才能的,莫過於第三種方式了。924年,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發起了對北方基督教勢力的又一次“聖戰”,埃米爾軍隊沿著東部海岸線穿越圖德米爾、巴倫西亞,一路挺進托爾託薩,後與基督教勢力在那法爾首都潘普洛納展開激戰。
穆斯林軍隊大敗基督教勢力,潘普洛納攻陷之後,軍隊凱旋歸來,途經北部邊境地區突兀爾·圖尼德的地盤。當軍隊到達烏克萊斯時,當地貴族葉海葉·本·穆薩和他的家族——之前他們並沒有參加埃米爾“聖戰”——覺得有必要向這位英勇的穆斯林領袖表示敬意。
於是紛紛前來謁見這位年輕的埃米爾。儘管這並不表示他們接受科爾多瓦中央政權的管轄,但阿卜杜·拉赫曼三世以這樣一種獨特的方式展現了他的領導權威。
隨著各地割據勢力的消除和“聖戰”運動的蓬勃發展,阿卜杜·拉赫曼三世於929年1月16日(金曜日)宣佈使用“哈里發”這一頭銜。從929年開始,拉赫曼三世政權進入了全盛時期。直到939年的阿爾漢德加(Alhandega)戰役失敗之後,他才停止了對外征戰的步伐。
阿卜杜·拉赫曼三世統治期間,主要依靠兩類親信:一類是傳統的舊貴族階級,他們大都來自倭瑪亞家族的釋奴,如本奴·艾比·阿卜杜、本奴·豁達爾、本奴·蘇海德、本奴·拉歐弗和本奴·富塔茲等人。
他們擔任著哈里發宮廷內的主要管理職位,如書記官()、財稅官()、城市長官()和維齊爾()等。這些人出身顯赫,受過良好教育,對科爾多瓦城文化氛圍的塑造起到了很大作用。
另一類則是斯拉夫人(),他們是安達盧西亞的新居民。自阿卜杜·拉赫曼二世期間就開始出現在埃米爾的僱傭軍和宮廷禁衛軍中,直到阿卜杜·拉赫曼三世期間才發展成為了一支有影響力的隊伍。
據說他們的人數在這一時期從3750人增加到了13750人。當地的穆斯林們稱他們為“”(其原意是“年輕人”。
9世紀開始,穆斯林們用它來指代“奴隸”,尤其是東方伊斯蘭地區的土耳其奴隸和安達盧西亞的斯拉夫奴隸),他們中不少都擁有阿拉伯名字。
這些名字與傳統的阿拉伯名字很不一樣,如(滿月)、(救助)、(光輝的)等。斯拉夫人勢力主要集中在軍隊中。
他們在埃米爾軍中擔任要職,如杜裡()、阿弗萊赫()、嘎里布()等,其中職位最高的當數白達爾·本·阿哈邁德(),直到921年去世之前,他一直擔任著埃米爾宮廷的侍從長一職。
他們對後倭瑪亞王朝政權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哈里發對斯拉夫軍隊的信任進一步削弱了原有倭瑪亞家族勢力在安達盧西亞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它促使了半島內“文武分治”局面的形成。外族勢力開始逐漸掌握半島的軍事力量,新軍事貴族日益壯大。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