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前期到20世紀初，海洋霸主英國與陸上強國俄國進行了一場長達近百年的較量，即"維多利亞時代的冷戰"，也被叫作"大博弈"。《從東方到中亞——19世紀的英俄"冷戰"（1821—1907）》以"大博弈"中的兩個焦點——東方問題和中亞問題為脈絡，梳理了英俄雙方在"大博弈"中的軍事與外交行為，生動描繪了這場持續近一個世紀的力量角逐，並聚焦這一時期的地緣政治，闡釋其中的權力邏輯，討論了19世紀的地緣政治思想。本書將晚清中國置於全球視角之下，為我們認識中國與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橫向比較歷史視野，也為我們今天理解中國現代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意義，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歷史視角。
《從東方到中亞——19世紀的英俄"冷戰"（1821—1907）》，傅 正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文選讀：
克里米亞戰爭："大博弈"下半場開幕
有學者認為，英俄"大博弈"的真正起點不是19世紀初期，而是克里米亞戰爭結束的那一年。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英俄在中亞的"大博弈"不再只是探險家的私人事業，而成為國家意志，表現為領土的擴張。——編 者
克里米亞戰爭摧毀了長達四十年的歐洲和平，更給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中主導的王朝協調機制以沉重一擊。俄國曾是維也納體系"正統主義"原則最主要的維護者。在1848年2月法國首先爆發革命時，沙皇尼古拉一世就主張出兵法國，平定叛亂，不想波蘭也隨之起義，擋住了俄軍的去路，才使法國革命倖免於難。
諷刺的是，這個歐洲正統主義的維護者卻是東方正統主義的反對者，這個歐洲民族運動的反對者卻是東方民族運動的支持者。佩裡·安德森曾指出：
儘管奧斯曼帝國在歐洲佔據了大片地區，但它既不被視為歐洲的一部分，也不被視作可供殖民入侵或吞併的外圍世界的一部分。
這麼說也許更容易讓人明白：俄國人不把奧斯曼"視為歐洲的一部分"，即不認為奧斯曼享有"正統主義"原則的庇護，但英國人一貫強調奧斯曼帝國的完整和土耳其海峽的中立，即不認為奧斯曼帝國屬於"可供殖民入侵或吞併的外圍世界的一部分"。俄國人不把奧斯曼當作歐洲的一部分，英國人不把奧斯曼當作外圍世界的一部分，兩者的矛盾在19世紀中葉不可協調。
1844年，尼古拉一世曾出訪英國，受到了熱情的接待。他曾試探性地向英國人提出，英俄兩國應首先盡力合作，維護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完整；倘若它實在無法避免崩潰的悲劇，則兩國應該相互協調，共同瓜分它的領土與財富。"英國的首肯，被尼古拉認為是支援他意見的表示。"問題在於，尼古拉一世模稜兩可的建議掩蓋了英俄兩國對它的不同理解，英國人強調的是儘可能地維護奧斯曼帝國的完整，俄國人則在考慮奧斯曼帝國什麼時候壽終正寢。"至少俄國的沙皇尼古拉認為，這個時刻已經在1853年來臨了。"
1853年初，沙皇在聖彼得堡與英國駐俄大使漢密爾頓·西摩爵士進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談話，再次提出了這個問題。尼古拉一世表示，奧斯曼帝國現在一片混亂，隨時都有可能崩潰，英俄兩國應該預先達成共識，避免雙方誤判對方的行動。沙皇打了這樣一個比方："我們的手上有一個病人，病得非常厲害的病人。如果有一天我們把他丟掉了，那就太不幸了，尤其是在我們還沒有做好必要安排的情況下。"警覺的西摩大使立刻回答道："現在需要的不是外科醫生，而是內科醫生；病人應該得到溫和的診治，以幫助他康復。"
尼古拉一世因此明白了英國人的擔憂，幾天以後，他再次召來西摩大使，並向大使保證，俄國的領土已經足夠大了，絕沒有在土耳其謀求更多領土的意思，但俄國有義務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數以百萬計的基督徒的利益。為了預防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引發歐洲的混亂與戰爭，英俄兩國應該早做準備，預先協調。沙皇接著說道："我也可以保證，我絕無佔有君士坦丁堡的意思。但我不排除暫時佔據這座城市的可能。"為了獲得英國人的支援，沙皇甚至特別指出，他不反對英國佔領埃及和克里特島。
顯然，尼古拉一世拿埃及跟君士坦丁堡做交易，背後意在利用英法兩國的矛盾。自從拿破崙時代開始，法國可能會佔領埃及並開通運河，就是英國人十分擔憂的事情。精明的西摩大使當即回絕了尼古拉一世的建議，稱"英國在埃及問題上的態度只是要在‘英屬印度和本土之間保證安全可用的交通’，別無他求"。儘管英國人在處理對法關係時表現得小心翼翼，但法國對於近東地區的野心越來越大是不爭的事實。
七月王朝的倒臺讓流亡在倫敦的路易·波拿巴能以英雄的身份重返法蘭西，並於1848年12月當選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總統。這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上任之初就透過各種手段擴大自己的權力，逐步為後來加冕法蘭西皇帝鋪平道路。為此，波拿巴再次抬出一直受到共和派壓制的天主教勢力。為了取悅天主教會以強化自己統治的合法性，波拿巴的眼光瞄向了聖城耶路撒冷。
根據1740年法國與土耳其簽訂的條約，法國政府有權保護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基督教徒。但到了19世紀，隨著法蘭西一次又一次的共和運動，人們對於聖地的興趣越來越弱。相反，隨著俄國在近東地區的擴張，東正教徒對於耶路撒冷的宗教熱情越來越高漲。俄國人很快取代了法國人，成為巴勒斯坦地區基督教徒的保護者。如今路易·波拿巴為了保證他這個沒有高貴血統的人能夠加冕皇帝，認為是時候從俄國人手裡奪回護教權了。
法國總統訓令駐土耳其大使，要求奧斯曼帝國嚴格履行1740年的條約，賦予法國天主教會應有的特權。"這就意味著奧斯曼帝國政府必須取消給予希臘東正教會特權的承諾，因為兩者的內容是相互衝突的。"可見尼古拉一世在這個時候向英國大使說"有義務保護基督教徒的利益"，不只針對土耳其，更針對法蘭西。俄法兩國的矛盾迅速升級，一顆火星都有可能引發激烈衝突。貝爾福以調侃的口氣歸納了法俄雙方在巴勒斯坦的糾紛：
在現實層面上，兩國之間的爭端可以歸結到這樣的幾個問題：天主教會的僧侶是否應當擁有通往伯利恆聖誕教堂主門的鑰匙和通往馬槽的兩扇大門的鑰匙，以便他們穿過聖誕教堂進入其地下室；他們是否可以在法國武裝的保護下，在聖誕教堂的聖所放置一顆銀星（這顆銀星在近期的一次小衝突中被希臘人從馬槽的石座上撬走了）；另外，還有一個不那麼重要的問題：天主教會的僧侶是否應當在客西馬尼園保有"聖母墓的一隻櫥櫃和一盞燈"的所有權。
正是這些雞零狗碎的事情，尤其是其中的銀星失竊案，居然成為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的導火索。耶穌誕生的馬槽石座上有顆銘刻著拉丁文的銀星，它在1847年意外失竊了。西歐天主教會相信，這是東正教勢力所為，並要求由自己出面修復馬槽。但希臘東正教會竭力否認銀星失竊跟他們有關，並同樣要求由自己出面修復馬槽。雙方就為這樣一件今天看來十分普通的民事糾紛吵吵嚷嚷，將其一直上升到國家政治層面。
為了化解危機，也可能是為了進一步挑起危機，沙皇於1853年2月派遣特使亞歷山大·緬什科夫前往伊斯坦布林，督促土耳其遵守1774年《庫楚克—凱納吉和約》，並協助處理希臘東正教與法國天主教在巴勒斯坦的各項爭端。法俄雙方爭論不休的銀星失竊案，其實只用了一個非常簡單的辦法就得到了解決，即由西歐天主教會負責修繕工作，但在希臘東正教大牧首的監督下完成。
問題是緬什科夫的目的不止於此。此人一貫蔑視土耳其人和反感英國人，他甫一到任，就咄咄逼人地要求土耳其不僅承認俄國政府對於東正教神職人員的保護權，更要承認俄國政府對於普通東正教民眾具有保護權。
俄國人還援引法國人為先例。的確，法國人對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法國籍的天主教徒擁有保護權。但是，法國從未想過要保護所有信奉天主教的一般民眾，何況奧斯曼帝國境內這個人群的數量遠遠達不到百萬級，只有幾萬人而已。顯然，緬什科夫要求的不僅是要在宗教上提供保護，更是在政治上提供保護。
說得更明確一些，緬什科夫不啻變相地要求土耳其把境內所有東正教徒聚集區統統劃給俄國人管理。這是任何政府都絕對沒有辦法答應的。
雙方拖拖拉拉了三個月之久。當年5月21日中午，緬什科夫大使啟程回國，談判正式破裂。俄國政府隨即向奧斯曼帝國發出了一份措辭強硬的照會，試圖恐嚇土耳其人，但它反而促成了土耳其境內大規模的反俄運動。在日漸高漲的反俄情緒之下，奧斯曼帝國拒絕了奧地利的調停。
也許俄國人等的就是這一刻，他們立即宣佈跟土耳其斷交，並於7月3日派兵進駐了臣屬於土耳其的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這兩個多瑙河公國。這一行動釋放出了巨大的戰爭訊號，馬克思評論道：
誰掌握多瑙河口，誰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亞洲的大道，同時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國、匈牙利、土耳其的貿易，首先是摩爾多瓦（按，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貿易。如果他還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要關閉黑海的門戶，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拿過來就行了。佔有了高加索山脈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並透過在裡海的統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帶。
俄國軍隊的佔領行動既摁下了歐洲的腦袋，又卡住了土耳其的脖子。10月4日，忍無可忍的奧斯曼帝國正式向俄國宣戰，第九次俄土戰爭，即克里米亞戰爭爆發。
限於篇幅，戰爭的程序不遑贅述。這裡絮絮叨叨陳述戰爭爆發的原因，是要進一步凸顯本次"東方問題"的複雜性，並將它與之前和之後的歷史作對比。
整個18世紀，英國人的最大對手仍然是法國人。19世紀初，俄國在英法之間左右逢源，來回搖擺，直接決定了拿破崙帝國的興衰成敗。拿破崙帝國崩潰後，俄國人代替了法國人，成為英國人的頭號對手。直到19世紀中葉，為了遏制新對手，英國人索性站到了老冤家法國人一邊。可以說，至此英國人還能夠拉一派打一派，始終立於不敗之地。但他們沒有想到，三十年後自己被俄法兩國孤立了起來。如果說此時相比於英俄在土耳其海峽問題上的矛盾，英法在埃及問題上的矛盾還顯得微不足道，那麼在三十年後的平狄危機中，埃及問題的重要性反而超過了土耳其海峽問題。
1856年3月30日，英、法、俄、土及奧地利、普魯士、撒丁王國共同簽署了《巴黎和約》及其附件《海上國際法原則宣言》，俄國被禁止擁有黑海艦隊。它不僅丟掉了黑海洋麵的霸權地位，還丟掉了1812年吞併的多瑙河口和比薩拉比亞，這兩個地方被交還給摩爾達維亞。同時，《巴黎和約》重申了土耳其對塞爾維亞、瓦拉幾亞和摩爾達維亞的宗主權，並將它們置於歐洲列強的共同保護之下。克里米亞戰爭以俄國的慘敗告終，對於俄國而言，往後三十年的主題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怎麼擺脫克里米亞戰爭的陰影，恢復它在黑海的霸權和在歐洲事務中的影響力。
最後總結一下從法國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從拿破崙戰爭到克里米亞戰爭的偉大歷史轉折。查爾斯·蒂利這樣評價法國大革命的意義："法國把自己的新體制作為重建其他國家的模板。當革命的和帝國的軍隊被打敗後，其他國家也試圖在歐洲的其他地方建立起那種直接統治體制的複製品。……整個歐洲大量地朝著中央集權的直接統治（其中至少有一點點代表被統治階級）轉移。"也就是說，法國大革命給了歐洲一套全新的國家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強調打破中間階層，建立從中央到群眾的直接聯絡。它一方面表現為民主化，另一方面表現為中央集權，中央集權與民主化原本就是一體兩面的，用前述克勞塞維茨的術語來說，就是建立"三千萬法國公民"的國家軍事機器。
這個過程受到了維也納體系的干擾，維也納體系"正統主義"原則最熱心的擁護者沙皇俄國，恰恰是這場歷史變革中最落後的一方。1848年革命首先在法國，接著又在全歐洲，沖決了封建主義正統原則的網羅。儘管馬克思在這場革命中看到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希望，但1848年革命仍然是一場民族主義的革命。它繼承了法國大革命，不僅使得人民主權原則無形之中成為歐洲民族國家的法理基礎，更使得歐洲政府認識到，如果不想垮臺，就必須擴大工業產能以促進就業，並實施社會改革，建立社會保障。龐大的現代工業社會和實業階層在歐洲大陸上冉冉升起了。
拿破崙戰爭是克勞塞維茨所說的近代史上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戰爭，而克里米亞戰爭就是聖西門所說的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實業界戰爭。英法兩國之所以取勝，並不是因為它們的指揮官更有天賦和經驗，也不是因為它們計程車兵更加英勇無畏，而是因為它們有更出色的社會管理手段和工業生產能力。民族主義、社會管理和工業生產，乃是推動馬克思的從"歐洲革命"到"東方問題"反應鏈的基本動力與現實結果。
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會刺激新任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發動農奴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鐵路管理系統。而這些改革又刺激了俄國，使其加快在中亞的擴張，併為擴張提供了物質保障。尤其是俄國人在亞洲建立的現代鐵路系統，更成了後來英國戰略家揮之不去的夢魘。
作者：
文：傅 正 編輯：蔣楚婷 責任編輯：朱自奮
